希臘政府最後從它在歐盟的夥伴和國際貨幣基金（IMF）得到的一千四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四兆四千三百億元）的援助款，讓它在恢復金融秩序這項艱鉅任務時，獲得不少喘息空間。這項援助計畫或許能、或許不能防止西班牙和葡萄牙陷入同樣命運，甚至最後可能都無法防止希臘債務違約。無論結果怎樣，希臘問題顯然已是歐盟的燙手山芋。 從本質上看，這次危機不過又一次生動詮釋了我所提出的「世界經濟在政治問題上面臨三難選擇」：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國家間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 我們最多能同時實行兩種制度。只有在限制全球化的情況下，民主才能與國家主權實現和平共處。如果在推動全球化的同時保留民族國家，我們就必須捨棄民主制度。如果我們希望實行民主和全球化，那麼就必須將民族國家拋到一邊，努力提高國際治理程度。 第一波全球化： 金本位制大成功，卻被政治民主化打敗 世界經濟的過往歷史表明確實存在這樣的三難選擇。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持續到一九一四年才結束，當時的經濟和貨幣政策，由於和國內政治壓力分離，因此都取得了成功。當時這些政策完全為金本位制和資本自由流動的需要而服務。可是當政治投票權擴大，工人階級立刻組織起來，大眾政治也成為常態，國內經濟目標開始與外部規則和限制展開競爭，並逐漸將後者壓倒。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曾短暫恢復金本位制，就是這方面的經典案例。重建第一次大戰前全球化模式的企圖，在一九三一年宣告徹底失敗，因為當時的國內政局迫使英國政府放棄金本位制，而選擇接受國內再度出現通貨膨脹。 第二波全球化： 布雷頓森林體系，因資金缺乏管理而崩潰 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的設計者，在一九四四年重新設計世界貨幣體系時，記取了這次教訓。他們明白民主國家需要空間來推行獨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因此他們僅僅構想了「有限度」的全球化，也就是將資本流動大部分限制在長期借貸領域。與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共同起草相關規則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並沒有將資本控制只看成一種權宜措施，而是將其看作全球經濟的一項永久性特色。 由於那些領導國家不能或者不願──究竟是何者已成懸案──繼續管理日益增加的資金，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一九七○年代開始崩潰。 三難選擇所指明的第三條道路是徹底捨棄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透過國家間的政治聯盟，經濟整合可以和民主結合。這樣國家主權的損失，可以通過民主政治的「國際化」來加以彌補。可以將這看作全球聯邦制的一種形式。 比方說美國，在聯邦政府從各州政府手中獲得足夠的政治控制權後，就創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市場。美國曾經發生過內戰充分表明，這一過程遠不是一帆風順的。 而歐盟所面臨的困難在於，在類似過程尚未完成之前，全球金融危機就襲擊了歐洲。歐盟領導人一直非常清楚，經濟聯盟需要相應的政治制度才能加以支撐。儘管以英國為代表的某些國家，希望盡可能限制歐盟的權力，但在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推進政治一體化，才是歐盟國家的主流。即使如此，歐洲的政治一體化較之經濟一體化進程仍然遠遠落後。 希臘受益於共同貨幣、統一資本市場和與其他歐盟成員國的自由貿易。但卻無權自動獲得歐洲緊急貸款人的援助。希臘居民不能像美國加州居民那樣，在經濟衰退時，從布魯塞爾獲得像華盛頓那樣的援助。而且由於存在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失業的希臘人也不能輕鬆越境，進入更繁榮的歐洲國家尋找工作。而一旦市場認定希臘政府破產，那麼希臘的銀行和公司也會像政府一樣喪失信譽。 第三波全球化： 歐盟尚未政治一體化，經濟計畫先被撕碎 而從德法兩國政府的角度看，他們對希臘的預算政策並沒有多少發言權。只要信用評等公司認為希臘有償債能力，他們就不能阻止希臘政府從歐洲央行間接貸款。如果希臘選擇違約，他們也不能執行本國銀行對希臘借款人的索賠，或者扣押希臘所屬財產。如果希臘選擇退出歐元區，他們也同樣束手無策。 所有這些導致金融危機的程度更深，解決起來頭緒也更加混亂。法、德兩國政府勉強提出高額的貸款方案，但在時間上多有延誤，而且一直等到國際貨幣基金承諾加入，該方案才得以確定。歐洲央行已經調低了希臘政府債券需要滿足的信用標準，以方便希臘繼續借貸。 這次危機揭示了全球化的政治條件究竟有多苛刻。危機表明歐洲機構需要進行多少改革，才能支撐起一片健康發展的統一市場。歐盟面臨著與其他國家同樣的選擇：實現政治一體化，或者放慢經濟一體化的腳步。 危機爆發前，歐洲似乎是首度成功實現政治一體化平衡狀態可能性最大的候選人。現在它的經濟計畫被撕成了碎片，而重新開始政治一體化所需的有力領導卻遲遲未能出現。（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