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的案例已經證明：移工不僅帶來消費力，也正成為缺工時代下的解方。

然而，「我們不是唯一的需求方，還有日本、韓國、香港，我們不是跟自己比，還要跟其他國家比。」政大勞工所名譽教授成之約直言。當日本、韓國、新加坡都在搶同一批人時，這已經不是一場勞力爭奪戰，而是逼著國家制度徹底轉型的賽局。

各國政府都正改變對移工的態度，以爭取更多的人才落地。還一直只想著怎麼管的台灣，合法移工數八十七萬人，總人口占比高於日、韓，卻只依賴四個來源國，必須更快理解局勢的改變。

借鏡國1》日本
瞄準債務痛點、鬆綁轉職限制

二○二四年六月的河內，過去擠滿赴日面試者的教育中心，如今冷冷清清。

受到日圓貶值與通膨夾擊，越南年輕人說：「去日本已經賺不了錢了。」鄰近的韓國正以高出三成的薪資與K-pop文化的吸引力，迅速攔截東南亞人力。

面對這場亞洲搶人大戰，過去保守的日本決定大刀闊斧，對外宣告「向世界打開國門」。二○二七年將上路的「育成就勞制度」，將徹底廢除常年被詬病的技能實習制，時任法務大臣小泉龍司挑明了說：「這是培育外國人才、希望他們盡可能留在日本的制度。」

為了展現誠意，日本政府第一刀就砍向移工的債務痛點。

過去越南年輕人為了赴日，平均要向黑市借款高達六十七萬日圓的派遣費，還沒上工就背負鉅債。新制上路後，這筆派遣費用強制改由日本雇主共同分擔，幫移工減壓。

同時，官方鬆綁了轉職權，移工工作滿一到兩年就能在同產業內自由跳槽，逼得日本雇主必須在滿一年後主動加薪，改用市場機制留住人才。

更厲害的設計是，日本將語言能力變成移工在異鄉翻身的升級階梯。移工入境前只須具備最基礎的生活溝通（A1）；只要在三年育成期滿、語文能力提升到能聽懂產線複雜指令（A2）時，就能延長五年居留。一旦通過國家級考核、考取相當於熟練工頭資格的特定技能二號，移工將直接解鎖永久居留權並可攜眷落地。

日本認清了一件事：在亞洲大缺工時代，移工絕非免洗筷，只有把他們當成未來的國民來養，才能在賽局中真正破局。

借鏡國2》韓國
廢除私人仲介、解決文化歧視

當日本用永居吸引人心，韓國則從結構正義下手。

它是東亞最早全面廢除私人仲介的國家，透過政府對政府直聘的「雇用許可制（EPS）」，直接擺脫了仲介利差。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直聘制度實施後，移工赴韓的招聘費直接從原本的三千五百零九美元，減少到僅剩九百五十美元的行政規費。

韓國同樣為這群基層藍領（E-9簽證）鋪設了清晰的「中階人才晉升通道」：工作滿四年、通過積分考核，就能看得到留下來申請永居的未來，移工更願意投入更深層的技術累積。

然而，最打動人心的，是韓國政府打算扭轉對移工的隱形文化。今年韓國推動「呼喚移工真實姓名」運動。

過去在嘈雜的工廠或車間裡，本地員工常粗暴的以「那個越南的」、「那個蒙古的」來使喚外籍夥伴。為了解決職場底層的歧視痛點，官方強制要求在所有安全帽上清晰印製員工姓名，用視覺提醒建立平等的同僚意識。

「在產業現場流汗的移工，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同事與鄰居。」韓國勞動部長金榮訓的宣示證明了：歸還薪資正義、給予對等尊重，才是留住頂尖技術人力的終極磁鐵。

借鏡國3》新加坡
從「移工痛點」養出金融獨角獸

大家都在展開攔截移工大作戰，除了要借用他們的人力外，新加坡因為採用移工的量大，還從中發掘出新機會，由移工的金融痛點中，硬是養出一隻高毛利的跨境金融獨角獸。

新加坡境內有百萬名外籍移工，每個月發薪日，他們最核心的剛需就是把辛苦錢匯回家鄉，但傳統銀行手續費動輒新加坡幣二十至三十元（約合新台幣五百至七百元），還需三至五天才能到帳。

跨境支付巨頭Nium的印度裔創辦人Prajit Nanu，敏銳的捕捉到了這個被主流金融業忽略的剛性需求。他利用移工「小額、高頻率、即時」的匯款痛點切入，在實戰中磨練出極其高效、秒級到帳的跨境支付系統。

隨後，這套被百萬移工高頻交易「餵養」出來的成熟技術，應用到更龐大的企業大批量匯款上，順勢吃下全球規模達六十兆美元的B2B跨境支付大餅。

二○一九年新加坡政府通過《支付服務法》，將電子錢包與匯款法規整併為單一框架，這讓Nium如虎添翼，直接連結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估值一度達到二十億美元。

這給了台灣市場最深刻的啟示：移工經濟絕非邊緣人的小生意，只要法規願意創新，將社會痛點轉化為數位經濟的沃土，幫移工匯錢的工具，也能長成輸出全球的金融獨角獸。

台灣該如何做？
制度別只綁人不留人

回看台灣，我們並非沒有起步。

從二○一八年開放移工小額匯款以來，民間業者在短短幾年間滾動出破千億元的驚人交易額，充分證明了制度一旦鬆綁，台灣的民間智慧自有能力將痛點轉接為龐大商機。

問題是，當鄰國已經在為人才鋪設長遠的生態系時，台灣後續的制度配套，究竟是在把餅做大，還是原地空轉？

台灣直聘制度雖早已上路，但使用率長年不到二％，因為政府未簡化跨國行政流程，導致雇主仍高度依賴私人仲介。

中經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直言，「對接受外籍勞動力必須成為台灣一環的這件事，官民其實都還沒有這種認知。」

把人當臨時工具的心態，讓移工的培訓與賦能，多半落在One-Forty等民間非營利組織肩上，長期缺乏國家級的資源與制度性引導。

成之約點出最殘酷的關鍵：「這些人願不願意留下來，取決於有沒有未來性與發展機會。」而台灣目前教育、居住、社會融合的整體配套，顯然還拿不出讓國際人才想定居的環境。

當台灣的制度只綁人、不留人，流失的不只是八十七萬名跨國勞動力，更是一個經濟體在亞洲缺工浪潮中轉型升級的契機。

現在，是時候該想清楚，在這場亞洲搶人賽道中，我們要用什麼籌碼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