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至少該考慮一種可能：英國新首相未必會是個災難。不妨想像以下劇本。伯納姆（Andy Burnham）嘴上講左派，做起事來卻是中間偏右。他對「新自由主義」和倫敦的種種廉價攻擊，反而給了他道德掩護，讓他得以小幅刪減福利支出（編按：工黨通常傾向增加福利）。工黨國會議員總不能再換掉一個黨魁，只好配合。
他發起各種聖戰——終結露宿街頭、把辦公室北遷——說穿了都很省錢。他很清楚，工黨運動裡都是些只想要好氣氛的草包。
接著，隨著下次大選逼近，他丟出一顆震撼彈。「脫歐是個錯誤，」他說，那雙好看的憂鬱眼睛裡看不出對脫歐派的一絲怒氣。「投工黨，重返單一市場。」
一瞬間，英國脫歐派代表人物法拉吉（Nigel Farage）和保守黨黨魁巴登諾克（Kemi Badenoch）發現自己得替一件如今只剩不到三分之一選民認為是好主意的事辯護。企業界終於有了具體理由支持工黨。
多年以後，大功告成的伯納姆退休，或許將留下一個比他接手時更市場導向的國家。
壞點子被用到破產才真能改革
這有可能發生。看看他挑的財政大臣和幕僚長：這兩個人放進布萊爾（Tony Blair，前工黨首相，以中間路線聞名）政府都毫不突兀。那我為什麼希望它不要發生？為什麼我認為，伯納姆真的像外界說的那麼左，對英國反而比較好？
因為壞點子終究得被實驗到徹底破產為止。大政府——至少英國這種做法——是個壞點子。這個國家永遠修不好它的福利國家體制，那套體制既拖累企業，也排擠了本就不足的國防預算。除非所有替代方案都試過了，否則改革不會發生。
伯納姆是最後一個替代方案。讓一個真心相信加稅撒錢、家長式治理的人，再推現狀一把。然後選民才會接受改變。
一九七○年代就是這樣。今天被稱之為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那些主張，當時已經流傳了一陣子，一九七四年大選甚至已經提出一半。但要再一次危機、再一個荒腔走板的政府，選民才終於說出：「夠了。」（編按：指才願意採取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右派改革。）
富裕的民主國家不到情勢所逼，不會執行痛苦的改革。而今天的英國，遠沒有當年那麼糟。
伯納姆任內最好的情況，是他沒有某些人擔心的那麼社會主義。但那意味著更多年的煉獄：英國失能得還不足以促成改變，卻也運作得不足以令人滿意。
比較「乾淨」的結局是，他敗得夠慘、夠可預期，慘到他的繼任者終於獲得授權，能做出全面的改革。連伯納姆的北方出身都幫得上忙。因為前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給人的印象是建制派，人們從來沒真正意識到他的政府有多左。伯納姆不會留下這種疑問。
希望自己國家的首相失敗，可以嗎？若那場失敗能提高國家終於振作起來的機率呢？即使如此，一個好公民也該感到糾結。
富裕的民主國家不到情勢所逼，不會執行痛苦的改革。
英國千禧年後，長期財政赤字
讓我們提醒自己賭注有多大。英國自千禧年以來從未達成財政平衡。二○○八年金融海嘯前夕，在連續十五年的經濟成長之後，它仍在舉債度日。除了倫敦和東南部，每個地區都是赤字。福利支出占國民所得的比重，比柴契爾執政之前還高。英國的借款成本比希臘還貴。根據英國財政監督機構的「基準」情境，公部門淨負債將在二○七○年代達到GDP的三○○％。
而還是有一大票人，包括伯納姆在內，相信問題出在一個叫「新自由主義」的東西。這種看法很難反駁，因為它與其說是論證，不如說是宗教般的咒語。
好吧。剩下能做的，就是等公共支出撐到斷裂點。所以就讓伯納姆做他自己吧：價格管制、補貼，也許再來一次「產業政策」——由一個連從伯明罕到曼徹斯特的高鐵都蓋不好（編按：約台北到台中距離，原訂今年通車但預計將延宕十年）、還不感覺丟臉的國家來做。
事情非得先變得更糟才會變好；現狀非得推到極端，才會觸發它的反面。我知道這種歷史觀聽起來有多機械、多黑格爾。再過不久，我大概會開始在倫敦地鐵上攔住陌生人講這套：「你難道看不出來，英國正走出三段式辯證法的第一階段嗎？」
如果我錯了，請告訴我：哪一個富裕民主國家曾經「預防性」的改革經濟？南歐是被二○○九年起的歐元區恐慌逼著削減支出。柴契爾和雷根（Ronald Reagan），都是在回應一九七○年代的停滯性通膨。
改革只在非改不可時才會發生。所以，再試一次吧，首相。再失敗一次。這次敗得更慘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