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是什麼顏色？那大海呢？
你可能會認為答案顯而易見：天空與海洋都是藍色的。但也有例外，古希臘詩人荷馬筆下的海洋是「酒色」，他從未提到藍色。大多數古代文獻不使用藍色，荷馬並非特例。
為什麼如此？原因還存在爭議。但一種解釋是，藍色在古代社會並不尋常。藍色染料後來才出現；藍色的花朵是選擇性育種的結果；藍色的動物並不常見。
可稱為藍色的，只剩下天空和海洋，但或許用白色、灰色或酒色來形容更為合適。當時人們之所以沒有提到藍色，是因為藍色非常罕見，不需要特意標註標籤。
「真相」取決於你主觀的期待
如今，我們可以做到荷馬做不到的事情——只要向Google詢問，天空是什麼顏色？但不見得真能回答問題。
社會學家特里波迪（Francesca Tripodi）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擔任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她指出如果在搜尋欄輸入「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你會得到大量科學解釋（答案顯然是因為「瑞利散射」，Rayleigh scattering）。
但是問「為什麼天空是白色的？」你可能會被告知——我試過了——這是因為大氣中的大顆粒空氣分子對光散射所致。問「為什麼天空是紅色的？」答案又是瑞利散射。
特里波迪好奇的，並不是天空的顏色。她著迷的是一個事實：當你向網路提問，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問題為何。
當某人宣稱「我已經做過功課」，照理來說會讓人產生信心，覺得這是一位勤勉、有好奇心、愛鑽研真相的人。但事實並非如此。
當某人宣稱「我已經做過功課」，照理來說會讓人以為他愛鑽研真相，但事實並非如此。
不知何故，自己做過功課的人傾向得出同樣的結論：天空是化學尾跡（chemtrail）的顏色（編按：有人指稱飛機劃過天空的凝結尾氣是遺留在天空中的生化武器，是1990年代傳播的假訊息）。
「勤加查證」反造成觀點僵化
另一方面，普遍被視為無知的人，往往也有做功課。
幾年前，特里波迪密切觀察，與維吉尼亞州的共和黨選民交談。她發現這群人與都會自由派的假設相反，他們是有思想的公民。他們會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以批判意識來評估新聞。
他們同時是基督徒、保守派和共和黨人，把研讀聖經的習慣，套用在憲法和國會法案上。他們會破解其中的含義，並與獨立研究進行交叉檢查。他們與諷刺漫畫中描繪的形象相去甚遠。漫畫中的他們會相信，羅馬教宗支持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總統。
不幸的是，透過Google搜尋、仔細檢查事實和論點，並不能保證一個人有智慧、客觀，也不能保證能接觸到相反的論點，特里波迪在她2022年出版的《宣傳者的劇本》一書中解釋。
例如，當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球員在美國國歌奏起時單膝下跪，以表達對警察執法暴力事件的不滿，川普聲稱NFL的收視率因此下降。
若在Google搜尋「NFL收視率下降」，你會看到支持川普的網站證實他是對的。但若在Google搜尋「NFL收視率上升」，你又會看到一長串自由派網站的頭條新聞，聲稱事實恰恰相反。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一個追求真理的公民，應該有系統的去尋找相反的觀點。但不分黨派，很少人願意這樣做。因為我們的邏輯模組中，有一個很難察覺的缺陷。
很少有人願意系統性的尋找相反觀點，因為我們的邏輯模組中，有一個很難察覺的缺陷。
1960年，心理學家沃森（Peter Wason）發表了一項轟動的研究。該研究向受試者展示3個數字組成的數列（例如：2、4、6），並要求他們猜測，該數列的規則是什麼。
受試者為了猜測規則，要提出符合規則的其他數列。每提出3個數字，都會得知是否符合規則。
沃森發現，受試者很少提出反例，用錯的答案來驗證規則。例如，假設受試者猜測，數列的規則是「3個連續的偶數」，他們往往會遵循規則，提出「6、8、10」來確認，而不是用「2、8、10」或「3、5、7」等反例，以錯誤的答案來檢測是否違背規則。
在沃森的研究中，一開始的規則其實很寬鬆：只要任意3個數字，從小排到大即可。要怎麼找到答案？提出3個違背該規則的數字。
「確認偏誤」讓我們忽略反例
沃森將受試者的行為，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意指我們會從方方面面留意證據，以證明自己的信念無誤。
確認偏誤反映了特里波迪觀察到的搜尋行為：人們試圖透過搜尋來確認自己相信的事實，而非去搜尋相矛盾的反例。
用Google搜尋還有一個更難察覺的問題：如果誘導人們以不尋常的術語搜尋，可能會出現不尋常的結果。聰明的政治宣傳者，會推廣奇怪的特定語彙（例如俄羅斯曾提出「危機演員」，試圖引導人們相信烏克蘭沒有發生暴行），你只要搜尋了，就會掉入這些陰謀論的陷阱。
不過，有些搜尋則是無害，例如試著搜尋「為什麼天空是酒色的？」結果會令人著迷，而且沒有提到瑞利散射。
如果想搞清楚什麼才是真相，我們需要養成一個習慣：假設自己可能是錯的，並尋找證據證明自己的錯誤。我也想誇口說，自己一直都是如此思考，但實際上我沒有。我懷疑我不是唯一的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