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來，成千上億名新勞動者進入全球經濟中。他們的教育與技能程度各不相同，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從人力資本及附加價值與收入的角度來看，他們終有所獲，這為收入水準、機會與全球經濟規模帶來巨大且持續的成長。但這群新勞動者也製造出更多就業競爭，以及相對工資與價格上的重大轉變，這部分則是產生深遠的分配效應。 有哪三大挑戰？ 全球化，加劇就業技能和工資競爭 這些全球經濟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顯示出整個世界正面臨三大就業挑戰，而不同國家則得面對各自實際狀況上的差異。 第一個挑戰是，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給進入勞動市場的生力軍。顯然，相當多的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年輕者的失業率不僅居高不下，甚至不斷攀升中。即使是成長快速的開發中國家，其當前經濟環境中也存在過剩勞力等著被吸納，如何持續的創造工作機會，成了一大重責課題。 第二個挑戰是，讓技術與能力符合職缺的需要。這是一項需要花費時間的調整，也是個需要隨時空背景而變動的目標。全球化及勞力節約的重大科技發明，造成許多國家勞動市場失調，技術不符的情況大量存在。此外，隨著開發中國家持續且快速成長，全球經濟早已非靜態結構，似乎市場調整的步調遠遠落後結構性變化。 第三個挑戰是分配的挑戰。當全球經濟可買賣交易的部分（可以在某一國生產，然後在另一國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擴張，經濟活動和就業的競爭範圍也變寬，這影響到整個全球化整合經濟裡的勞動力價格及就業機會範疇。有些人得到，但有些人失去，這無疑與預期有關，而且往往是絕對有關。 許多（事實上，是絕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早就經歷一段中所得弱成長。而在一些仍存在著收入不均問題的歐洲國家，維持就業成長和經濟可買賣交易的競爭力，是他們謹慎戰略的一部分，某種程度上，工資限制是由各所得階層共同承擔。 為何就業空轉？ 救經濟，套用金融海嘯前成長模式 在美國，收入不均問題惡化，因為收入與教育水準均高的一群受益於全球化，而其他人在貿易部門面對的卻是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二○○八年危機爆發前二十年間，就業水準能夠維持住，工資下降的壓力趨緩，是由於非貿易部門製造出就業機會。某些例子是政府快速擴張所致；而其他像美國的例子則是以債務驅動的過度消費模式，支撐就業往（非貿易）服務與建築部門轉移。 事實上，政府與醫療部門（均為非貿易）為美國在一九九○年到二○○八年創造了幾乎達四○％淨就業成長率。二○○八年金融危機讓此模式倏地中止。私人部門的槓桿效應降低，而公共部門的槓桿效應則達到甚至超過永續發展的限制程度，希臘只是個最極端的例子。 只不過，循著危機前成長模式所創造出的調整速度沒那麼快。主流意見仍認為危機前時期屬於常態，至少以實體經濟的成長模式來看，而當前的挑戰則是依據危機前模式去恢復成長。不幸的是，此觀點並無法解釋，特別是在已開發國家，為什麼成長衰弱，而就業引擎甚至大多已呈現空轉狀態。 有哪三大解方？ 全球經濟管理機構，應插手調控解壓 部分答案存在於金融危機和去槓桿化長期而緩慢的影響，這在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這次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書中有精闢的佐證。與此同時，危機之前就已存在的金融失衡及扭曲，也延遲了一些針對實體經濟中技術面與全球市場推動力，適切而且是必要的回應。 簡單說，經濟與政策都以一種無法永續的不合時宜方式進行調整，某種程度蒙蔽人們對於一種更具永續性適應力的需求。 結構性調整遠遠落後，追不上這股能對結構性改革形成壓力的全球推力，對於個人、企業和政府，這意味著什麼問題？ 第一、這表示人們的預期與現實情況截然相反，需要調整，某些情況應該向下調整，但是分配效應的問題應該被認真看待及因應。積弱或不存在的復甦，這類負擔不該由包含年輕人在內的失業者來承擔。 不管是現在或超脫時間點，從凝聚社會向心力的利益點來看，市場結果需要有所修改，以創造更均等的所得與福祉分配。畢竟，今天的投資不足，意味著未來的機會就減少。 第二、對結構性調整需求孔急，還表示個人、政府與其他機構（特別是學校）須致力於加快調整的步調，以迎合市場劇烈變化的條件。就業市場的供需兩端都要兼顧，意思是不能只求讓技術符合工作內容需要，也要擴大工作範疇去涵蓋技術。 第三、全球經濟管理機構應負責去判斷，全球化以及它必然包含的結構性變化的改變速度，是否已經超過了需要對它做出調整的個人、經濟與社會所能承受得起的接受能力。若是，那麼下一個挑戰將是找出一個非破壞性的方法調整步調，以求讓「因應變化調整能力」的速度與「對結構性調整需求孔急」的速度能更趨近。 這些問題沒有一項是簡單的。目前我們還沒有發展出任何有助理解結構性變革的架構。儘管如此，失業者與未充分就業者，特別是年輕人，仍然期望領導人與相關機構能盡力嘗試。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