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費頭腦是十分奢侈的事，那麼，為何數以百萬的美國學生要上大學浪費自己的頭腦呢？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大學生涯基本上是四年的長假，並定期為了應付考試死記硬背，或是利用Google拼湊作業。但大學教育以往至少有一個作用：它淘汰成績未達水準的人，至少證明你有能力通過學術評量測驗（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只要能找到工作，上大學是非常好的事。 但是，如今越來越多人懷疑，大學教育是否值得大家付出那樣的時間成本。彼得．帝爾（Peter Thiel）這位臉書（Facebook）早期投資人，就建立一個基金會，為輟學後不但能成為科技企業家，還能成為改變世界的年輕人提供獎助金，每位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九十萬元），共二十個名額。在帝爾及許多人看來，大學教育極其乏味、過時、收費過高而且管理不善；儘管許多大學以提升學生賺錢能力，當作它們在現代世界存在的理由，大學教育並未創造出多少價值。 事實：近二十五年，大學學費成長率比通膨率高六％；因此自一九八五年來，相對其他商品與服務，大學教育已經是從前的四倍那麼貴了。 大學應重視數學和科學 主觀解釋：大學當局具有增收學費、提高收入的才能，但欠缺提升學術生產力的骨氣。主要的問題是教授終身職及過時的課程，專注於人文學科，而不是重視數學與科學、較務實、與全球連動的課程。 事實：美國大學生畢業時，人均背負二萬四千美元的債務，學生貸款總額如今已達一兆美元（相當於美國公債餘額七％），超過美國人的信用卡債務，而且還正繼續增加。 主觀解釋：大學運作是服務成年人而非學生利益，政治上與財務上均如此。根本改變現行制度，並質疑大學教育的神聖性，將危及以兆美元計的錯誤投資及財務負擔。 值得深思的結論：美國的學生已不能再假定念四年大學、拿一個學位，就能十拿九穩的在全球經濟中找一份好工作；現在的雇主不太在乎他們的社交技能，更關心他們在全球市場中能為公司貢獻什麼價值。 政府應讓失業者再受訓 一如既往，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對此問題提出經深思熟慮的建議。他寫道：「我們需要一個像《軍人權利法案》（the GI Bill，編按：美國一九四四年為二戰退伍軍人提供大學教育或職業訓練及失業補償）那麼雄心勃勃的方案。」不過這方案的目標是為眼下的失業者提供再培訓，並重新引導美國學生未來的職業發展傾向。 札卡瑞亞認為，美國未來的教育應以技能訓練、技術與理工學院，及學徒計畫為重心，而不再聚焦於人文學科。他表示，美國人應調整偏重高科技、高附加價值工作的心態，模仿德國模式，讓技術能力高強，但僅接受過有限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賺取體面的薪酬。 美國人有必要認清，並且認識到，若要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市場中競爭，重大變革是必須作為。二○一二年的美國大選，如今看來顯然是將創造職位當作核心議題。九．一％的失業率（若加上放棄找工作者與兼職者，則幾乎倍增），預示許多選民將十分失望憤怒，當中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失業大學生，他們接受的教育，令他們在全球市場中缺乏競爭力。近十年，在民主與共和黨政府任內，美國僅創造了一百八十萬個職位，而勞工供給則增加逾一千五百萬人。兩黨顯然都不太明白如何重振美國就業。 美國失去強健的製造業 兩黨的經濟顧問幾乎從不提就業方面的結構問題，未承認美國勞工市場不再由週期因素主導。在製造業及商品出口方面，美國的優勢已大量流失，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成為受惠者；美國向來成功的發展模式，因為仰賴服務業及高科技創新，出現了很大的漏洞。雷曼兄弟二○○八年破產後，受金融與財務槓桿主導，相關產業，幾乎全都受重創，而且很可能永遠無法回到先前十年的水準。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美國並沒有強健的製造業能馬上發揮重振經濟的作用。 另方面，二十一世紀高科技模範，諸如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Google及臉書等，則從來不曾大量雇用高中生或大學文科生。若有需要，硬體製造工作可快速交給外國勞工去做，他們接受美國薪資的十分之一，就能製造出一流的商品。近數十年來，美國製造業基礎受到侵蝕，舉國日益仰賴藉由金融資產創造財富。如今隨著這條路走進死胡同，利率降無可降，美國人相對於國際競爭者，顯得技能與投資均不足，且負債過高。 但是，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方案，看來均完全聚焦於糾正或削減美國的預算赤字，將這當成了萬靈丹。令人費解的是，兩者均認為只要平衡預算，未來十年即可為美國創造出兩千萬個職位。歐巴馬總統的長期預算正是這麼說，而共和黨提出的方案則更樂觀。明尼蘇達州前州長鮑藍迪（Tim Pawlenty）或許是共和黨的極端例子，但他宣稱靠減稅及減福利支出可創造五％的實質經濟成長，這真是天方夜譚了。美國已有將近六十年不曾出現經濟保持五％實質成長的榮景。 財政平衡無助創造就業 當局似乎認為，企業或投資人不知如何的將驟然間發現美國勞工恢復了競爭力，並因此重新投資美國。政界覺得保守的財政政策等同就業成長。但是，我們很難相信以營利為首要目標的美國企業，會因為有人宣稱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支出獲得控制，或是醫療成本將不再不斷膨脹（這種說法十分薄弱，而且在歷史上也是沒有根據的），不知怎麼的就回歸美國本土。誠然，這些是穩定健康的經濟所需要的長期條件，但光靠平衡財政，估計無法在未來十年替美國人創造兩千萬個職位。事實上，平衡財政若執行過急，大有可能窒礙經濟成長。 也有學者引用十九世紀初經濟學家李嘉圖（Ricardian）提出的「等值論」（equivalence），假設消費者若相信政府財政支出將受控制，將對自身的財務前景越來越有信心。因此，政府只要能平衡預算，民間部門將積極投資與消費。嗯，無論是就常理或實例而言，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家庭，會因為假定未來健保福利支出將削減，華府得以平衡預算，第二天就開心的先替自己買一台薄型電視。這類屬於垃圾桶裡的論文和研究報告，適合學者研究多過當作解決美國就業危機的實用指南。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我青睞的方案包含一些長期元素，涉及本篇開頭提到的大學教育的價值。彼得．帝爾的想法或許有道理，但美國年輕人不能都像比爾．蓋茲（Bill Gates）那樣從大學輟學。不過，美國人若想維持較高的薪資水準，並且具備全球競爭力，則不但要培養「高」科技人才，「中等」科技人才也不能忽略。哲學、社會學及其他人文學科已不足以滿足競爭需求。技能教育是必要的，科學與數學也是。 政府應帶頭創造工作 在此之外，政府還須擔當創造職位的主角，而且必須馬上開始做。長期而言，民間部門是職位成長的源頭；但短期而言，理性的觀察者均不會相信，在其他國家勞工便宜得多的情況下，跨國企業（甚至是小型企業）會在美國投資。這就是為何數以兆計的企業現金正閒置在資產負債表上，等待全球－不包含美國－的投資機會。對今天的市場來說，美國勞工成本太高，而且未受合適的教育。 因此，近期而言，美國不能再完全仰賴鼓勵企業增聘人手的稅務優惠，企業可能不會因為這樣的誘因而有積極行動，而是作壁上觀。政府必須擔起責任，一如二○○九年初那樣。人們普遍認為，華府可成立一家基礎建設銀行，為美國迫切需要的重建項目融資。各界專家，如奇異集團的伊梅特（Jeff Immelt）、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與克魯曼（Paul Krugman），均認為基礎建設銀行是赤字支出的極佳用途：這是對美國未來的真正投資。雖然本屆政府承認，《復甦法案》下二百五十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支出僅創造了十萬份工作，這些投資也穩定並改善了美國未來多年的生產力；潔淨／綠色能源投資也是好主意，此類投資多數需要政府出資，才能創造出數以百萬計的職位。 「進口證」也許能救貿易 中國深明此道，已開始積極推動這領域的投資。美國需要向中國的國家導向模式取經。緊急關頭，仰賴民間部門是無效的，尤其是在現今全球市場環境下，投資地點有許多選擇。政府必須暫時在美國經濟中擔當較大而非較小的角色，光是考慮到其他國家正以一些最終可能支配全球市場的政策創造大量職位，當局就應這麼做。 此外，是否至少也應該動動腦筋，好好討論一下「貿易政策」，而不再只是象徵式的抨擊中國壓低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兩大陣營誰願意討論一下，如何藉由貿易政策，幫助彌平美國五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是敏感議題，可能勾起人們對一九三○年代《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恐懼，但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樣是敏感議題。二○○三年，巴菲特提出他的「進口證」想法，認為可令美國出口增加數千億美元、增加數十萬份工作。共和黨人？民主黨人？討論一下好嗎？ 我想引用受人敬仰的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說法。他可說是現代經濟學教父，預見了次貸危機。明斯基寫道，在危機之中，「大政府」應成為「最後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為任何想工作的人提供工作，諸如醫療、掃街，甚至是清理貧民窟。小羅斯福總統曾成立「公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歐巴馬也可效法。財富管理公司Gluskin Sheff經濟分析師羅森柏格（David Rosenberg）很好的概括了我的感受：「對長期失業者，早上八點到中午，我會給他們一把鏟子去工作；下午一點到五點，我會安排他們學習代數、物理及幾何學。」財政赤字是重要問題，但我們可等到經濟較強、失業率較低時，才致力削減赤字。美國眼下的急迫問題是就業成長。 有些人認為，創造就業有賴企業賦稅改革（減稅）或是再度解除對民間經濟活動的管制，但他們總是未能處理阻礙美國就業成長的兩個結構問題：其一是外國勞工成本遠低於美國；其二是仰賴資產升值／金融而非製造業的美國職位，已無法維持下去。「黃金」年代已經結束，美國教育及就業的「迷失期」也該告一段落了。當局應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不再只是延續偏袒華爾街、輕視實體經濟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