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準備由中等收入國家轉入開發國家水準。很少有經濟體能同時維持高經濟成長率，又能成功完成轉變。像中國一樣大又多元的國家，至今尚沒有一個能夠做到這一點。 不久前，中國實施第十二個五年規畫，為以後中國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但事實上這並不是一項規畫，而是一系列與內部政策息息相關的優先原則，在規畫預定的期限甚至更遠的時期，能支援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進而保持經濟的快速成長。 如何維持高成長？ 企業不外移就升級、重建金融體系 無論是從內部著眼還是從外部考慮，很多環節都岌岌可危。當前世界新興經濟的成長依賴中國，中國儼然成為越來越多主要經濟大國，包括日本、韓國、印度和巴西在內，重量級的貿易出口合作夥伴。 中國新的五年規畫中，至少包含了五個相互關聯的重要轉變： 一、改變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或者目前著重供給面的（經濟）結構：（因為）勞動成本上漲，限制了全球經濟成長及擴張，而且未來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在一段時間內將會變緩。 二、重新平衡需求：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消費。 三、接納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確保實行的激勵措施能讓社會變化的過程，盡可能的有秩序。 四、建立必要的機構，以實現包容和機會平等。 五、承擔起國際責任：包括維護全球穩定、保持經濟成長及永續發展（指因應全球氣候暖化）等方面。 中國的挑戰在於如何貫徹實施這一規畫，這意味著要進行經濟和體制改革。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隨著國家日益富強，計畫經濟會逐漸轉向市場經濟。而越來越多的商機和創業精神，將推動成長所必須的經濟改革，在此過程中，將會創造出大量的新興企業。 要實現這一轉變，有很多事情得做，例如：必須允許貿易行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退場。其中可能有很多公司活得下來，但它們要不外移，要不就升級。名義和實質匯率走升，將可驅動結構轉型，（反之）弱勢貨幣的政策是個陷阱。 金融行業必須得到發展，好讓儲蓄有更多選擇，讓信用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資本，能有效率的流入新興、成長中的產業。這些產業能吸納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正是中國所需要的。這些職缺，很多將會出現在國內城市中的非貿易服務業。 但城市化還面臨另一個難題，即戶口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動，阻礙農村移民（估計有兩億人）成為正式的城市居民。中國官員不願太快取消戶口制度，這反映出他們注意到其他地方由於過快或不平衡的城市化釀出的後果。 民間企業擴張時，需要一套法律政策支持市場開放、競爭、進入和退出，還有智慧財產權和社會安全網。此外，若要打入國內及全球供應鏈中具高附加價值的環節，則須擴大國內教育基礎，有效率的投資在知識和技能上，中國才能從技術輸入者，逐漸的成為創新者。 出現什麼挑戰？ 國有企業投資不力，將拖累成長 中國政府擁有土地、基礎建設和鉅額外匯存底，也是國有企業的大股東。單看中國企業，超過一半的固定資產淨額都掌握在國企手中，但國企所創造的利潤卻僅占三分之一。 在所有國家中，這些資產應該是要被確保能為公民服務，被用以追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但中國在這一領域卻與眾不同，不像大多數國家，中國並沒有努力讓國企投資，達到足以維繫高成長的水準。 但現在出現了問題。 公平的說，考慮到國企有些傳統成本（源自當年國企要扛起社會服務和保險的責任），及曾在一九九○年代發生財務危機，允許它們能有一段過渡期，將保留盈餘握在自個手中，不要求收歸做為政府預算來源，還算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情況已經不同了。如果我們不對國有企業的再投資收益，設定高報酬標準，成長最終將會被拖累。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無法達到標準的投資，都需要轉向為高報酬的投資，或者是用以（提高）家戶所得（以刺激消費），或者是拿去做必要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險。 國企與民企在產品和勞工市場相互競爭，但在資本市場上兩者的競爭卻不那麼激烈。如今工資不斷上升，勞工也不再多到用不完，成長模式則轉向為擴大內需：增加民眾可支配所得，提高政府支出和要求高報酬的投資。 我們不能確定，是否能增加消費。包含企業獲利在內的儲蓄，若能適當運用，大部分可流入高報酬的國企和民企的投資中，兩者都能增加國內需求，而供給面的結構性轉型，也能被「正確」的總需求帶動，投資中低報酬的部分，將在這個過程中被淘汰。 因此，十二五規畫的目標是要重組（而非擴張）總需求，以確保成長能持續下去，避免掉入報酬越來越低的陷阱中，而這點正是中國目前投資模式面臨的主要風險。要改變目前的模式，需要根據金融紀律，重建一個能夠有效率分配儲蓄的金融體系。將這套體系設計出來，是讓投資能達到高報酬的重要條件，如此，才能達到中國經濟所需要的擴大消費。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