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萊茵哈特（Carmen Reinhart）與羅格夫（Kenneth Rogoff）曾在讓他們聲名大譟、關於債務危機的著作《這次不一樣》中提到，無論哪一種語言，「這次不一樣」是最危險的用字，而或許第二危險的則是「下次將會有所不同」。每當政客與中央銀行試圖保住經濟體系裡的棘手部門時，這些話就會冒出來。 政府怕金融體系崩解！ 為保名聲，寧援助闖禍銀行 「話是沒錯，」人們似乎能聽見他們這麼說，「我們都知道，保住這些銀行無異是在破壞市場規則，然而你不能期待我們坐視整個體系崩潰，並讓數以百萬計的無辜人們受苦。眼前只能順服命運之手的擺布，但，下次絕對不會。」接著，他們便用盡一切手段，制止「經濟損失」發生在他們任內。 政府的動機相當明確。無論是為了保護蓋在洪水氾濫區的民宅而建堤防，或是對資產負債表上擁有不良債券的銀行伸援手，社會大眾總是會報以掌聲。但若政客和中央銀行任由那些貪婪又無良心之人，去面對自己惹出的麻煩，並坐視許多無辜大眾受害，那對這些政治人物並沒有任何好處。同情心過剩的媒體，會把失業與無家可歸者的辛酸故事放大報導，以至反對政府干預的聲音，到頭來顯得冷酷無情。 民主，有其必要的仁慈，然市場與自然本質卻非如此。於是乎，政府無可避免的必須居中運作，當成兩者間溝通的橋樑。 由市場與自然本質所提供的粗糙正義，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教導人們進步，卻也帶來了出乎當權者意料的後果。是要甘冒「讓後代子孫認為，自己是放任體制崩解的央行官員」的風險？或是要期待金融冒險家們上了一課後，在將來會報恩？當被問及以上做何選擇，央行官員們的答案並不難猜。 舉凡在經濟或政治上有重要意義的部門，例如金融與房地產，發生的道德危害，在民主之名下往往被制度化，也就是收益允許個人私有，至於損失則由社會分攤。 雖然當局聲稱「下次絕不會這麼處理」，然所有人心知肚明，就連當局自己心底也清楚，下一次「並不會不同」，所以他們想盡辦法去避免「下一次」。偏偏，金融冒險家們有用不完的藉口去一再挑戰好運，他們料準不管再怎麼糟，最終都會有人出手保他們一命。這場貓捉老鼠的遊戲裡，金融冒險家們明顯占了上風。 首先，這群冒險家是屬於小眾、有凝聚力的利益團體，一旦被保住小命，有很強的動機（和資源）想去換得政治上的影響力，以確保自己能恢復過去權力。若讓這群金融冒險家面對更嚴重一點的損失，那麼他們在面對政治力制衡時，手上能抵抗的資源，便會相對變少。 再者，社會大眾是健忘、短視的，就算美國的「多德︱法蘭克法案」（Dodd-Frank bill，金融改革法案）試圖確保銀行家們絕不會再吃定美國納稅人，要為他們過分冒險闖的禍埋單，人們的注意力早已跑到實體經濟與就業上。漸漸的，多德－法蘭克法案也將會越來越向銀行靠攏了。 政府要健全金融體制！ 救市不能過頭，危機已過就該升息 這樣任其單方面便宜佔盡的事，如何能停止？駭人聽聞的答案竟是，要等到政府的錢被用盡（如愛爾蘭），或社會大眾的同情心被耗盡（如德國對歐洲其他各國）那天。 為免走上這條路，各國政府應體認，體制本就是被設計來因應重大危機，在那種時候，人們是使不上任何力的。唯必須努力確保不會因為過度操作，損害到體制初始的動機，同時，對於曾採取其他方式干預因而造成的市場扭曲，也必須予以補償。 舉例來說，美國聯準會（Fed）已保證，一旦金融機構陷入麻煩，將會提供（慷儲蓄者之慨）超低利率給該機構直到復甦。一九九○年代中期，因銀行有房地產方面問題，故維持在低利率；二○○一年網路泡沫化最嚴重時，利率再次下滑並停留於超低水準；如今的低利率則是自二○○八年到現在。 聯準會的高級政策制定者，否認其利率政策，是造成投資人冒險的原因，但許多證據證明事實不然。當今若再有金融機構陷入麻煩，想看見聯準會提出不同因應，恐怕很難。但它不再有必要維持超低利率，因為金融危機已過，特別是這些利率，對於維持持續性的經濟活動，影響有限。這麼做的好處只會剩下：便宜了那些冒險過度的銀行，還有節稅者。 更重要的是，倘若聯準會想要恢復提供誘因予金融冒險家與儲蓄者，就必須祭出比起經濟復甦期間之必要還更快速的利率拉抬，以對危機時期維持「長期低利率」所造成之影響做出補償。 當然，這將有政治上難度。因社會大眾已被教育成，就經濟成長來說，認定利率越低越好、越高越糟糕，他們絲毫沒有考量到經濟成長是需要長期持續的。 政府要停止被吃定！ 鋪好社會安全網，能減少不當干預 最後，倘若每個個體，都已進到最基本的社會安全網中，那麼要求政府干預的壓力將會降低些。 美國政策在經濟不景氣時（姑且不論其成效）之所以積極，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失業」對沒積蓄、失業救濟金難以為繼、醫療保險更是附屬於工作的勞動階級來說，可是代價昂貴。 一張強而有力的個體社會安全網，或許能讓政府官員們承擔更多企業或金融機構的危機猶臨危不亂，並幫助撐起他們「下一次真的會有所不同」的大話。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