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金融危機連環爆的三年前，我寫了一本書《全球金融監理：必讀指南》，簡介國際金融監理制度。書中描述一個由眾多委員會、理事會及其他部門組成的全球監管架構，雖看似天網恢恢，實則被責任重疊、缺乏代表性，且執行能力不足等問題弄得千瘡百孔。 這個系統耗費了人們數十年的心血，卻始終缺乏一個中央集權單位，來推動一套全球統一的監理標準。 提升金融穩定委員會實權！ 以G20主席身分，統一金融監管標準 隨後幾年所發生的一切，已徹底暴露上述缺陷的內在危險，再經過一大堆峰會、論壇大肆討論之後，這本二○○八年出版的金融監理指南看似已經過時，但不幸的是，情況恰恰相反。 的確，有些方面已經獲得改善。在全球政治、經濟的金字塔頂端，G7（七國集團）不得不讓位給更有代表性的G20（二十國集團），將中國和印度視為全權會員，納入決策圈內。雖然G20峰會更加臃腫龐大，卻清晰反映出一件事：經濟實力從西方移向東方。 假裝這個轉變從未發生，或認為孟買或北京會不參與決策，就採用紐約和倫敦的行事標準，都是毫無意義，我們應該欣然接受，G20的地位已日益重要。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金融穩定論壇（FSF，編按：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由G7成立，負責監督、解決影響全球金融穩定問題）是一個非正式協調組織，雖然成立之初，美國反對賦予更強大的權力，但在二○○九年，又被重新命名為金融穩定委員會（FSB）。 「委員會」這個字眼聽起來比「論壇」更令人印象深刻、更具權威感，也似乎更恆常不變。在詭譎莫測的國際金融外交中，這些專業術語的細微切換，卻有其實質的意義。 但是，更名應不至於讓我們漠視一項事實：改名後的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實質權力並未提升。 許多屆G20峰會上，都要求金融穩定委員會主席德拉吉（Mario Draghi，是歐洲央行總裁特里榭的熱門接班人選）會報監管改革的進程，但該委員會權力無法凌駕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編按：一九七四年由G10成立，以各國央行官員和銀行監理當局為代表，制定監管規範），或其他標準制定者。 金融穩定委員會既無法命令這些機構更改法則，也無法在不同標準制定者或不同國家的監管者之間，取得共同成果。 但一致的執行效果，正是避免各國爭相降低管制標準的關鍵。許多全球企業已開始向管制更寬鬆的地區遷移，藉此躲避主要金融中心的嚴厲管制，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跡象。 G20應加緊弭平這一差距。本年度G20峰會主席的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已要求檢討金融體系的治理成效；為此，現有的監理機構無不拚命維護自主權，拒絕接受任何協調和規範，哪怕是極微小的要求。 賦予金融穩定委員會法律地位！ 還能鬥贏IMF總裁、大選對手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便不滿金融穩定委員會，它辯稱本身就是系統性風險的監控者，理應成為實質的全球金融監理者。但IMF最近一份評估報告卻指出自身的失敗，無法在危機逼近之前，判別出那些日益累積的風險。 而IMF的色彩過於政治化，不適於監管系統性風險。 下一屆G20峰會應該更徹底改革金融穩定委員會，賦予其法律地位，並應明文寫入條約中。 目前，金融穩定委員會尚未獲得正式地位，由國際清算銀行（BIS）管轄。德拉吉應有專職的接任者負責運作，而且委員會也應被授予權力，指導其他標準制定機構、評估各國的標準執行情況，並公布監管結果。 若要求金融穩定委員會直接指導各國加強監管，將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委員會應該獲得類似世界貿易組織（WTO）所擁有的仲裁權。當某國正在試圖放寬監管以吸引國際企業，委員會就能揭露這些行為，並公布自己的評估；而某些國家雖授權國際組織裁決爭端，卻僅限於商品貿易，而排除金融交易，這種反常也應該被糾正。 也有論調認為，應將所有標準制定者，包括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等組織整併為一，在巴塞爾設立一座監理機構總部。 隨著金融體系中，某些次領域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這點最終或許能實現，但不管這個目標有多麼合理，目前看起來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但即使如此，最要緊的是別浪費這次危機所帶來的大好機會。薩科齊的機遇千載難逢，足以在全球金融體系上留名。既能在國際舞台立下成就，又能拉攏國內選票，身為法國總統的薩科齊難道會平白放過嗎？ 事實上，薩科齊還有一個額外的動機，下屆大選潛在的對手，社會黨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恰好是國際貨幣基金總裁，為此他必須在這場鬥爭中先馳得點。在此一時刻，理性思考和個人政治動機都和薩科齊站在同一陣線，這應該是一個邁向勝利的組合。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