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經濟貿易與金融開放進展斐然，可歸功於國際貨幣基金（IM F）等機構，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自一九四七年起持續自由化談判。同時，殖民主義崩解，許多開發中國家崛起。邁向現代化得花上一世紀的時間，走到今天剛剛逾半。 要問的是：這些國家邁向現代化已經造成什麼？將走向何種結果？以及或許最重要的，我們可以如何左右她們的走向？隨貿易與資本流動，官方壁壘降低，幾個趨勢結合，讓後殖民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成長提高、結構改變。這些趨勢包括了科技進步（特別是運輸與通訊）、跨國公司革新管理，以及這些跨國公司的供應鏈整合。 開發中國家轉型快！ 快速成長「重複發生」，所得攀升 因此，第二次大戰後初期，原本是以出口自然資源與農產品為主的開發中國家，開始擴展勞力密集相關的製造業，首先是紡織與服裝，接著是行李箱、餐具和玩具等。供應鏈也出現地域上的分散，低附加價值的零件製程，便漸漸轉向低所得國。 例如消費電子產品，低收入國已經成為勞力密集的組裝重鎮；但如半導體、電路板和其他零件，則是在較高開發的中等所得國家如韓國，設計製造。 雖然全球經濟結構轉變，以「只會發生一次」來形容最為貼切，但開發中國家的成長，卻的確出現「重複發生」的模式。強勁的經濟力量，推動了結構革命，也推動了鞏固成長的經濟多樣化，產生具共通性的轉型。 舉例來說，歷經三十年快速成長後，中國正進入「中等所得轉型期」。隨時間過去，附加價值鏈中的勞力密集部分，會從中國高所得地區移出，受惠大規模公共投資，提升基礎建設與物流能力，有些會移往所得較低的內陸。 而到最後，隨著中國提升價值鏈－出口部門與國內消費產品部門（在提升收入的前提下）皆然，舉凡勞力密集活動，均會移往仍處於開發早期的國家。但「中等所得轉型期」，有時被視為一個數字陷阱。事實上，多數進入中等所得轉型期的國家，發現成長減緩甚至停滯。 在戰後維持高成長的十三個（很快又將納進印度與越南，達到十五個）例子中，僅五個經濟體，即日本、韓國、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在中等所得轉型期時，仍保持高成長率，並朝向每人年均收入兩萬美元，甚至是更高的已開發國家標準前進。 所有結構改變，都是不斷更迭的全球經濟景象一部分，其聚合起來的模式更難有效預料，部分是因為各國進入全球經濟產生連結的時間不同，擴張速度也不一致。 先開發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台灣，一開始是出口勞力密集產品；後來漸漸升級到資本密集產品，如汽車；之後再升級到人力資源密集活動，如設計與科技研發。隨著工資看漲，日本原有的勞力密集活動，轉移到全球經濟較晚開發國。 開發中國家威脅大！ 開始和已開發國家搶市場 一九七○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國進入高成長期，是因受益於低廉勞動成本及經濟政策的重大變革。但當時沒人預料得到，中國會在一夕之間從封閉、中央集權，變成較開放、市場導向型經濟，這大幅提升了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自由度。 隨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中轉為高附加價值，其物質、人力和制度的資本更加深厚，結構也更接近已開發國家，並正式加入競爭曾是已開發國家獨占、最高附加價值之產品與服務市場。值此階段，已開發國家面臨十字路口。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規模、所得上漲和攀升價值鏈，都給已開發國家，特別是貿易部門，帶來越來越大衝擊。 對於像美國這樣的已開發大國，衝擊又是什麼？自一九九○年以來，美國淨增加二千七百三十萬個工作機會，其中，九八％來自非貿易部門，主要是政府單位、醫療照顧、零售、服務與房地產業。金融危機後，國家財政與家庭支出被長期約束，資產價格被迫下降，原本的就業市場趨勢能否維持，也備受質疑。 美國面臨突圍關卡！ 擴大原有出口優勢才能治本 事實上，危機之後，即使經濟逐漸恢復成長動力，國內需求不足所造成的極高失業率仍未見起色。照理外國需求，特別是在高成長的新興市場，能夠帶來一些彌補，但事實不然，或至少還未發生。 雖然，美國貿易赤字從二○○七年的七千零二十億美元，已降至二○○九年的三千七百五十億美元，但這其中變化完全來自進口嚴重衰退，即從二兆三千五百億美元，下降到一兆九千五百億美元；而事實上，出口也略減，從一兆六千五百億美元到一兆五千七百億美元。 出口想突破成長，可從擴大附加價值鏈中，美國已有競爭優勢之處（如金融、保險、電腦系統設計等）。但出口規模也須成長才能創造足夠就業機會，並降低貿易逆差。這得擴大在貿易部門中有附加價值的部分，才能重建與創造出競爭力。 若真有說得這麼容易，且有合理方法達成，多好！可惜事實不然，保護主義並非萬靈丹。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這都是交相影響的複雜挑戰，必須多管齊下，提高包括人力資本、經濟技術、以及與基礎建設投資。 （本文由斯賓塞和史登商學院研究員赫施瓦約合寫，且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