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是G20認真履行職權的時候了，我指的是達成共識、穩定全球經濟，並將世界推上可永續成長的軌道。然而G20的所作所為看起來像是在開辯論大會，危機肇始時所表現的合作意向，不知不覺中已演變為各自為政了。 全球經濟穩定和繁榮依然面臨不少重大風險，必須盡快消除。愛爾蘭已使歐洲陷入今年第二次主權債務危機，而資本市場表現得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邊是歐洲風險大肆蔓延，一邊是美國又推出量化寬鬆（QE2），投資者一時間無所適從。 與此同時，資本大量湧入利率較高的新興市場，頓時升高當地通貨膨脹壓力、資產價格飆漲，而且匯率升值的水準已威脅國家競爭力。簡單一句話，資本流入造成市場扭曲並衍生政策難題，已使新興市場不得不採取非常規的防禦手段因應。 先進國家成長滯緩、就業前景黯淡，到現在人們總算認命，必須面對後危機時代的「新常態」，即是復甦既漫長又艱難。隨著各界預期的經濟成長數字越來越低、越來越現實，短期和中期財政赤字水準看起來相當危險。 美國單方面推量化寬鬆！ 外國都批大錯特錯，國內卻當成長策略 在美國，一些政策制定者認為，政府應該拿出政策解決成長疲軟和高失業率。由於經濟週期思維根深柢固，加上財政已無擴張空間，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便被描述成理想選擇，各界皆指望用以消除資產市場（主要是房市）二次探底、家庭財務狀況惡化的末端風險，以及隨之而來的通貨緊縮動態鏈。 令人擔憂的是，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被視為成長策略，但實際上它不是，除非人們相信，低利率能扭轉民間去槓桿化的趨勢、增加消費，並降低儲蓄。但這既不可能，也不合適。它也同時被期望，從大結構下手，將約束各方競爭力的提議推遲，最好還是永遠延宕下去。 美國以外的人士對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抱持何種看法？若不是認為這個政策根本是大錯特錯，只能帶來負面的外部效應，就是認為，這顯然是心照不宣的美元貶值政策。 歐洲競爭力正面受創！ 分擔債務損失，才是G20該做的事 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將衝擊歐洲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對中國、印度和巴西影響不大，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單方面行動都已對G20所主張的相互合作、共同參與，並實施共贏政策的使命造成了極負面影響。無論如何，G20必須改進，應盡可能事先商量並達成共識，才對各國推行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 除了在未來幾年內繼續去槓桿化之外，美國經濟還面臨著不少長期問題，如總合需求不足、就業市場疲軟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這些都不是光靠消費和投資就能解決的議題。美國須要提高其在全球外部需求中的比重，這一點就得要求擴大公共投資、推行結構改革，並提升貿易競爭力。 與此同時，歐洲正在四處苦尋解決赤字和債務問題之道。歐盟國家採取短期流動性療法，希望爭取更多時間整合財政，並在缺乏匯率機制的情況下，採取減少貨幣流通的手法，重建外部競爭力。 這類做法能否成功，誰也不敢打包票，但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不安情緒對外擴散，導致人們對歐元逐漸喪失信心。核心問題是讓債權人、赤字國公民、歐盟及那些由國際貨幣基金（IMF）所主導的其他國家，共同分擔損失。 現在看到的結果卻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高風險。相對於經濟復甦疲軟而漫長的先進國家，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率相對較高。但如果北美和歐洲雙雙大幅衰退、引爆大規模貿易保護主義，或全球金融市場再度陷入癱瘓，那麼新興市場的高成長率也將化為烏有。 新興市場風險也擴大！ 先進國應接受，全球經濟協調核心重分配 主要新興市場在經濟成長和就業方面的整體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已經影響到先進國家。他們（指先進國家）必須明白這一點。舊的不對稱正在消失，全球經濟政策協調的核心正面臨全新的分配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絕大部分時間裡，先進國家一直靠著擴大經濟中的知識和技術基礎促進經濟成長。在一個快速開放的全球經濟中，新興市場能夠輕鬆學到技術、進入市場，因此獲得了前所未有且不斷增加的經濟成長。 全球經濟活動已然變遷，所有經濟體的結構也隨之演化，但分配效應的變化卻極其有限。這並非不可避免，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境地是因為多數時間裡，先進國家受益於市場需求所驅動的創新發明，而新興經濟體則是進口知識、出口商品和服務，這種發展對先進國家的系統性衝擊有限。 但這個模式正在改變。新興經濟體的規模在日漸增大，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也在迅速提升。一項關於對全球經濟體系演化態度的調查顯示，國家和國內各團體間的分歧正在日漸加大。 將全球相互依賴關係的發展引向消除負面分配趨勢的方向並非不可能，但需要智慧和洞察力，而這個挑戰應該成為G20的核心使命。 換句話說，僅僅認清我們在全球經濟開放形勢下的共同利益已經不夠，我們必須展現務實的誠意，接納改變和結果，以達到理想的分配結果：允許主要國家在維持系統開放的前提下，保有其國內政治約束。否則，儘管各國目標相同，也只能各自為政了，最終的結果是所有人的日子都將變得更糟。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