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的貿易收支再度踏上大量順差之路；反之，外界對美國經濟復甦的擔憂卻漸漸高漲。兩者現象隱約透露，中國的貨幣將面臨新一輪大幅升值的壓力。如果中國視若無睹，九月雙方衝突可能日益加劇，因為美國國會近期將舉行人民幣聽證會，各界會出聲施壓歐巴馬政府採取積極行動。 各界討論中國貨幣時，大都聚焦在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並修正全球總體經濟的不平衡。許多分析師期盼，當中國貨幣競爭力減弱，會削減出口動能，並大開進口之門，如此便能改善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復甦。 綜觀所有的相關討論，人民幣已經廣泛被視為美中關係的主要議題；相反的，貧窮國家的利益，卻鮮能端上檯面，即使是在多國論壇上也付之闕如。誠然，人民幣顯著升值，將對貧窮國家影響重大，但是，對這些國家而言，人民幣升值究竟是福？是禍？至今各方仍然激辯不休。 人民幣升值是福？ 強化窮國出口競爭力，提升經濟體質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與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印度經濟問題專家薩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持正面看法。他認為，如果中國蓄意操控貨幣貶值，其他貧窮國家出口至全球的產品，根本無法競爭，如此一來將拖累工業化進程，減緩經濟成長。 如果人民幣調整至符合期望的預估值，反會更強化其他貧窮國家的出口競爭力，而且經濟體質也會隨著全球化進程而受惠。因此，薩布拉曼尼亞認為，貧窮國家應站在美國以及其他先進國家這一邊，齊聲敦促中國改變貨幣政策。 人民幣升值是禍？ 窮國太倚賴中國，經濟反會受創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展委員會的萊森（Helmut Reisen）與同事則持相反論點。他們斷定，如果人民幣突然升值，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最貧窮的那一級，反而會受創，原因是貨幣升值，必然壓抑中國經濟成長，無論為何升值，對貧窮國家來說，都不是好事。 他們回顧過去經驗，歸納出以下結論：貧窮國家的經濟走勢，已經日益倚賴中國經濟發展。他們推估，中國經濟年成長率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就會影響到低收入國家○．三個的百分點，意即貧窮國家的下跌比例，大約是中國的三分之一。 如果想研判上述兩種觀點的優劣，我們得回頭好好想想：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究竟是什麼。排除技術問題，可將這場辯論簡化成一個基本的問題：對低收入國家而言，什麼模式最能有效保證持續穩定發展？ 從歷史經驗來看，貧窮地區常常依賴所謂「剩餘生產力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這種經濟模式，也就是說，它們依靠出賣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謀生，例如：農產品和礦產。 這是阿根廷在十九世紀繁榮興盛的方式，也是那些產油國的致富之道，甚至在危機爆發前，許多貧窮國家的做法也不出其右。其中又以非洲的亞撒哈拉地區最具代表性，此區國家端靠出售自然資源發展經濟，中國則是最大買主。 但這種模式有兩個致命傷：首先，高度依賴國外的需求。一旦需求改變，貧窮國家就會發現，經濟隨著出口產品價格一落千丈，經常演變成加重國內危機；第二，無法促進經濟多元化。一旦經濟體受制於這種模式，將會發現，過分專注開發原物料，根本無益於提高國內生產力。 窮國放任市場高估自家貨幣 只想賺人民幣，不思跳脫初級產品 實際上，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挑戰，並非國外的需求，而是國內結構的改變。貧窮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是無法生產對的產品。它們應該跳脫過去傳統的初級產品，轉型成更高生產力的產業活動，主要就是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 實質匯率才是問題的核心，因為它決定現代貿易活動的競爭與獲利能力。一旦貧窮國家被迫升值貨幣，企業家精神和投資活動隨之受到壓抑。 就此一觀點而言，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僅是以較低工資的優勢，掠奪非洲等貧窮國家的產業競爭力，也步步損壞這些地區根本的經濟成長動能。貧窮國家從中國的重商主義中，最多只是得到曇花一現的成長，這不是發展的正道。 也許我們批評中國太嚴苛，不過，我們應該謹記，不可能杜絕其他貧窮國家複製中國模式的精髓，它們同樣可以操控匯率，加速本國的工業化和經濟成長。誠然，不可能世上所有國家都同時貶值自家貨幣，但是，貧窮國家可以將「包袱」轉嫁給富國，從經濟發展邏輯來說，這不無可能。 然而，太多貧窮國家，仗恃外國對原物料的需求高漲，或是資本源源流入，放任市場高估自家貨幣。它們並未有系統性的，利用產業政策調節匯率。 考慮到這一點，恐怕我們不應該將責任賴給中國，指責它只關注自身經濟利益，雖然它進一步惡化其他國家為了錯誤的貨幣政策所付出的代價。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