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又一次成為美國國會的箭靶，反華情緒，似乎又開始在美國流行起來。 但這次行動似乎比以往來得更加詭異。二○○四年至二○○五年時，美國國會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當時的情形是，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正在快速成長。但這次，由於美國金融泡沫破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卻在顯著減少。除香港之外，中國全年總順差達到兩千億美元，這比二○○八年時下降了約三分之一。如果用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來衡量，下降的還要更多，因為二○○八年的GDP成長率是八．七％。（編按：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二○○九年十二月的資料，中國二○○八年GDP成長率為九．六％） 當時，由於人民幣採釘住美元的政策，而美元又對歐元、英鎊和日圓等其他貨幣貶值，人民幣的實質有效匯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也隨著下降。但如今，美元近幾個月對其他主要貨幣都在升值，由於人民幣和美元掛鈎，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也同步走強。 當然，和五年前比較起來，有些其他因素也今非昔比。目前的情況是，美國的政府和外貿赤字依然龐大，已經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還不斷攀升。這就需要一些人來負起責任。美國政客們當然不會自責，最好的代罪羔羊就是中國人民幣的匯率，人民幣對美元在過去十八個月以來都沒有升值。 人民幣被低估了嗎？ 學界有重大歧異，不可草率認定 但是，人民幣升值就真的能解決美國問題嗎？看來未必如此。在二○○五年七月到二○○八年九月之間，也就是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之前，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二二％。而美國經常帳的赤字實際也增加了，從單季一千九百五十億美元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億美元。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人民幣匯率可能過低。不過，具體低估數值還有待爭議。經濟學家陳庚辛基於購買力平價（PPP）的計算顯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四○％，但如果考慮世界銀行（World Bank）用購買力平價，將中國GDP下調四○％，人民幣被低估的效果幾乎全部被抵銷；拉迪（Nick Lardy）和戈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的結論是，人民幣被低估一二至一六％（截至二○○八年底）；北京大學姚洋的計算顯示只有不到一○％。 人民幣升值的效應： 加速美國通膨，動搖全球投資信心 不過，假設中國大幅升值人民幣，比方說四○％，如此過猛的調整會促使中國企業突然失去市場競爭力而一蹶不振。中國所留下的市場真空就會迅速被像越南和印度此類的低成本國家占領。美國公司還是無法從中受益，這對於美國就業也沒什麼幫助，而通貨膨脹卻會增加。 如果人民幣緩慢升值，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價格就會上漲，而利潤卻降低。這就會使得美國的通貨膨脹快速上升，迫使美國聯準會（Fed）緊縮貨幣政策，至今還不太確定的美國經濟復甦也會受到影響。美中這兩個最大經濟體中產生新問題就會動搖全球投資者的信心，進一步影響到美國的就業率。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美國失業率不會改善，貿易赤字也不會消失。那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從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的歷史經驗來看，當時美國迫使日圓升值。而如今，在人民幣問題上，現在的美國政客會更加變本加厲。 如何解決匯率失衡： 美國少消費，中國少儲蓄 匯率其實是兩國之間根據各自的生產力和國家經濟的平衡性來設定，至少能衡量出兩個國家貨幣之間的關係。如果出現失衡，雙方都有問題。一旦美國國內經濟不平衡而導致貨幣貶值，僅僅下調美元匯率不能解決問題。 當然，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也是問題，中方的問題包括鉅額的國民儲蓄（約占GDP的五一％），以及能源等其他資源的價格錯位。這些都是導致貿易不平衡的原因，中國應該著手解決。 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美國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例如過度槓桿和鉅額赤字導致的過度消費。只有雙方各自認真解決自身的國內問題，貿易的不平衡才能真正的穩步減少。短期的匯率調整不能解決長期的負面發展趨勢。 中國匯率政策的責任： 保持就業成長，而非解決美國問題 中國應該繼續實施「可浮動」的匯率體制，特別是在危機之後的不確定性逐漸減弱之際。在考量這麼做的得失時，中國的決策者應該考慮中國自身在國際上應當承擔的責任和潛在的國外「貿易保護主義」，甚至是「貿易戰」發生的可能。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中國決策者同樣也面臨著美國那樣的國內壓力。這就是保持就業率的成長。 中國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從事農業，他們所獲得的收入只有進城民工收入的一半（如果人民幣升值一○％，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將上升到七百七十美元，當然這只是換算成美元的成長，對他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如何使得更多的農民進入收入較多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這不僅意味著減少貧窮，也可以縮短貧富之間的差距。從任何道德的標準來看，中國的這項目標和美國自身問題同樣重要。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