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拜登（Joe Biden）贏得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人們可能會認為，川普執政的這幾年，只是美國「暫時」偏離世界運作的模式，以及拒絕維持自由經濟規矩的意願。拜登體現的是一種更古老、更願意與世界合作的美國觀點，他甚至把自由多邊主義者最關心的議題：氣候變遷，當作他競選的中心主軸。
如果川普的民主黨對手獲勝，可能會讓全球化的規則再次成為國際經濟互動的模式。但這個模式會和90年代的全球化相當不同，即使美國致力於主導世界運作的規則，但關於規則該如何制定所引發的衝突，也會變得更激烈。
川普的貿易戰和疫情，都直接影響到各國生產線回流。川普時代過後，競爭將從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方式，新的貿易政策會是促進貿易，但必須在搶著主導規則的三大集團——美國、歐盟和中國——的監管範圍內。
這種轉變跡象比比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更新，讓墨西哥得以優先進入汽車製造供應鏈，其條件是向其相關產業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資。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貿易協議將對動物福利標準、巴黎協定氣候變遷等諸多方面提出要求。柬埔寨因為侵犯人權，被剝奪免關稅進入歐盟市場的待遇。北京的「一帶一路」也只在將各國與中國的貿易和金融網路聯繫起來。
如上面的例子所示，當大型經濟體堅持自己的規則時，較小的經濟體會受到擠壓。新興國家別無選擇，只能默許世界最大市場的需求。就連規模相當大的國家經濟體也可能陷入困境，像是英國希望與歐盟和美國建立密切的貿易關係，同時可以完全自由設定自己喜歡的標準，是不切實際的。
與以往不同的是，各國越來越被迫讓整個產業與一個大經濟體結盟。過去，貿易主要集中在基本商品和工業製成品時，出口商可以根據每個外國市場調整生產，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貿易）規則幾乎涵蓋了整個生產過程。拿不斷成長的服務貿易為例，其實體商品，像是搭載許多軟體的汽車，也體現了這點。三大經濟體會確保自己訂的規則是對自己有利的，各國得選邊站的趨勢，不會因為川普下台而消失。
即使在最歡迎美國重返市場的地區，緊張局勢也會加劇。若拜登入主白宮，美國將重新致力於《巴黎協定》，並可能雄心勃勃的在國內推行氣候變遷政策。拜登答應對那些在氣候承諾上作弊的國家徵收碳邊境稅，歐盟也打算採用相同措施。即使和歐洲同調，會提高和中國對抗的風險，但如此一來，西方世界得以重新團結，組建了一個「碳俱樂部」，要求北京管控碳排放，否則不得進入市場。
不過，將這種想法視為保護主義，是錯誤的。更準確的說，這是一種更深層的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中，跨國經濟活動伴隨著跨境的各種規矩。這種對跨國經濟流動的監管，是早期錯將全球化和放鬆管制混為一談的自然結果，而且此轉變可能是有益的。
即將面臨的監管之爭可能有幾種結果。一是協調達成共識：各國同意相似的規則。這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模式，在全球範圍內幾乎不可能達成。然而，氣候議題可能是個例外，一個覆蓋全球經濟一半的西方「碳俱樂部」可能是一個足夠強大的力量，足以迫使其他國家結盟。
第二種結果是，三個集團之外的國家，會被其經濟上最接近的大國吸收。這會讓那些不只和一個大國親近的國家陷入兩難，例如拉美國家，就得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選擇，非洲國家就要在中國和歐洲之間選邊站。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國要求巴西，要避開中國科技巨頭華為。
第三則是分裂。在某些領域，這三大貿易集團的規則是無法互相妥協的，未來也可能如此。例如個人數位資訊數據處理：歐洲人優先考慮消費者而非生產商，美國則偏袒大型科技公司，中國則支持政府監控。
還有比較樂觀的最後一種可能性，是各國都採用最嚴苛的標準。這種趨勢被稱作「布魯塞爾效應」，國家有時會採取歐洲的規則，因為若滿足歐洲的規距，通常也可以被其他市場接納。史丹佛大學法學教授佩西利（Nate Persily）對《紐約客》（the New Yorker）表示：「歐洲是唯一在矽谷運作的監管機構。」
全球化的前一個階段，常被批評是一場「逐底競爭」，但接下來，一場爭奪監管主導權的戰爭，反而會引發一場「搶第一」的競賽。
責任編輯：張庭瑋
核稿編輯：林易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