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跑9個月的影視新聞，但她的名字卻一直留在人間——人生的劇本自己寫之六
和電影界的大明星、大導演、大製片家比起來，做為記者的她，真的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甚至，她從編譯內勤工作被調去跑影劇新聞才9個月。沒有錯，只是9個月，不是9年，更不是大半輩子。
憑什麼？憑什麼只有短短的9個月，但她的名字卻被冠在臺北電影節的卓越貢獻奬上，持續了四年（2017–2020），得獎人分別是詹宏志、陳國富、陳俊志和江㤗暾，這四位得獎者在電影界的時間有長有短，但是他們都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做出對台灣電影發展無可取代的巨大貢獻，就像是只活在世上34年的記者楊士琪一樣。
這個獎不但歷史悠久，並且有個很動人的故事。當初我們便是用這個「故事」說服了由導演兼任的臺北電影節總監沈可尚及音樂家的文化局長鍾永豐，他們才同意把這個獎和卓越貢獻奬合併，這是一個艱難卻勇敢的決定，因為已經太少人知道她了。
故事先從楊士琪到底是怎樣一個記者說起吧。得到「楊士琪卓越貢獻奬」的導演陳國富曾經這樣形容她：「她在一個重要的時刻，毅然地超越了她的職務所意味的限制。這麼做，需要的不僅是勇氣，也要有些許的天真、理想作為支柱……楊士琪是那種在行動和戰鬥中尋找身分與意義的人。在選定任務後，擇善固執和一點被迫害意識成為她危險而有力的武器。」
吳念真這樣説她：「認識不到9個月，彷彿已相知數年。是女人，卻比男人更有膽識，更剛直，更坦蕩。是記者，可是什麼話都可以跟她説。是朋友了吧？想要利用她一下，卻反飽受嘲諷。說她冷靜，遇到有不平時卻往往激動得令人替她擔心。說她激動，那靜默的神情和冷冽的眼光又讓你駭怕。」
就是這樣一個學識淵博、為人正直、不屈服於威權、不受名利誘惑、有情有義的真正知識份子。在尚未解除戒嚴的威權時代，用一隻筆對抗所有不公不義的事情。
最著名的一場戰役，便是當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正要對一部我們中影拍攝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下達修剪，甚至禁演令時，她發揮了做為一個記者的良知， 鋌而走險，用頭版頭條嚴厲的批判了當時管控台灣所有媒體的國民黨文化工作會。
當時的時空環境和現在的言論自由百家齊鳴完全不一樣，那是一個思想犯和異議份子都被關在監獄、報禁的肅殺時代。黨國體制下，一黨獨大的文化工作會，可以直接干涉報社總編輯的任免，指示新聞的內容。電影和新聞史上稱這個事件為「削蘋果事件」。
這個事件引發後來一連串媒體效應，其中最壯烈的當屬工商時報的主編陳雨航，他找來也因為政治因素，剛結束美洲中國時報的工作，返回台灣的友人詹宏志，兩人熬夜分頭出擊，用更大的版面分析事情始末。
陳雨航早就決定用辭職做為代價，詹宏志豪氣的說：「我沒差，反正我一無所有。」這正是當年知識份子令人欽佩的風骨和志氣。
這一波的反擊力道影響深遠，藉此宣告台灣的創作者、藝術家、文化人、媒體人不再願意乖乖接受官方的壓制，直接衝撞牢不可破的戒嚴體制。
這就是楊士琪。她雖然只當了短短9個月的記者，卻做了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當革命號角響起時，她勇敢的開了第一槍，於是反抗軍開始集結。
她的驟然逝世，對她的好朋友而言，像是慷慨赴義。她的離開更激發後來一波又一波的新電影浪潮，在八十年代末期達到最高峰，當「悲情城市」得到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時，她已經無法和大家相擁而泣了。
1984年，她因氣喘病發驟然逝世，1985年導演楊德昌在他當導演，侯孝賢當男主角的電影《青梅竹馬》在片頭表示把這部影片獻給楊士琪。楊士琪生前同事及電影界友人共25位組成「楊士琪紀念獎工作委員會」，由我擔任第一屆總幹事，推動這個奬。
一個英年早逝的記者，一群朋友透過一個紀念奬的頒發，牽動了崎嶇起伏的動人故事，故事的主角不乏歷史的創造者。
1986年第一屆「楊士琪紀念獎」由楊德昌、侯孝賢和朱天文三人親手頒給中影前總經理明驥。他在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任內推動「台灣新電影浪潮」，挽救快崩解的台灣電影，使台灣電影登上了國際舞台。
但是這個充滿批判精神的「新浪潮」也衝擊到上級單位，因此他被迫黯然離開。這個奬適時肯定了他，也安慰了他。
2009年金馬奬和台北電影獎也以同樣的理由，把終生成就奬頒給明驥，足足比「楊士琪紀念奬」晚了23年。可見得那個時代的「楊士琪紀念奬」本身就象徴了一種突破、創新的進步精神。
1988年，大家決定，把這個奬頒發給對岸的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廠長吳天明導演，他和台灣的明驥一樣，突破原本片廠僵化制度和限制，大膽培育出一批第五代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黃建新等人，但是也因為批判了社會不公不義，揭露了底層貧窮的生活，惹惱了中共當局，這樣的處境和明驥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天安門事件」後，吳天明成為流亡美國的異議份子，無法來台灣領這個肯定及安慰他的「終身成就的奬」。但他發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親自來領獎。
一直等到2007 年元月，他才實現了到台灣領獎的誓言。當吳天明從李行導演手中接下這個獎座，又看到代表「楊士琪紀念獎」的工作委員會成員的侯孝賢、萬仁、王童、胡幼鳳、藍祖蔚、項國寧、焦雄屏等一字排開的隆重場面非常激動。
他表示，自己等了19年終於能來臺灣領取這個奬，對他個人生涯的意義非常重大。在他漫長的流亡期間也受到很多臺灣電影人各種方式的援助，甚至來探望他。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才感受到台灣人濃烈的情義，說到這裡，他忍不住哭了起來。
1990年大家選出了第三屆的得主林添榮，也正是一個對台灣電影產業及電影人有情有義的支持者。在台灣電影產業幾乎要消失的黑暗期，仍然用個人力量不斷引進電影先進器材，革新電影攝製器材，帶動整個台灣電影工業技術的進步。
楊士琪如果還在人世，今年正好70歲。她不在的這36年台灣的變化可以用驚天動地來形容，或許整個時代正朝向她所期望的向前衝，或許她也會非常失落。我比較好奇的是，她會怎樣看待這群仍然活在人世間的老朋友們，用這種頒獎的方式「挽留」她？
我猜想她在會阻止我們繼續做下去，她會狂笑著說：「不要一直玩下去了，現在有誰認識楊士琪？如果有人反對頒這個奬，我會很害羞的。我沒有那麼了不起。真的，我做得很少，我知道我很渺小，你們只是因為捨不得我離開。」
這個冠上「楊士琪」的電影獎之所以能夠歷經三十多年沒有消失，背後的意義恐怕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甚至是一整個時代。或許我們想要挽留的是那個為了信仰和理想義無反顧的80年代。
在那個狂飆揮灑熱情的年代，有多少默默無名的小人物化做了「夢幻騎士」奔向前方，明知不可為而為。
在那個昂揚激越的年代，這些小人物前仆後繼突破了許多禁忌，把甜美的果實留給了後人，而自己卻被時代的巨輪無聲無息的輾過。在世上只活了34年的楊士琪正是這樣早已被世人遺忘的「夢幻騎士」，或許這才是我們捨不得拋下「楊士琪紀念獎」的真正原因吧？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工作的意義不在長短，而在於你能不能在適當的時刻，勇敢做出關鍵的決定。甚至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做出無可取代的巨大貢獻，使自己永遠活在別人心中，甚至自己的名字還可以榮耀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