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很多人問我對於台灣未來經濟的看法，雖然2012年我們的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只有1％，而我們的失業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則相對維持在近年的高檔、政府出現財政困難、產業競爭力節節敗退，同時還有房地產泡沫化的問題。多數雜誌、媒體，甚至連政府的官員都認為台灣的經濟已經陷入困境，然而，現在的我對台灣的未來並不是那麼的悲觀。

個人、一家企業，甚至是一個國家，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會面臨最大的危險？往往就是他們最自得意滿、充滿信心的時候，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在2010年底寫下《民國一百年大泡沫》一書，因為台灣幾乎沒有另一個人認為當時的榮景只是一個泡沫現象。而在民國一百年，台灣股市跌幅高達21.18％，這是近11年來台股第三大單年跌幅，市值減少了4.6兆元，更是台股歷史上單年減幅第二高的紀錄。到了2012年，我們的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落到了「保一」的窘境，我們的政府在這個時候才終於承認台灣經濟出了問題。

所幸，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問題的存在，雖然現在的台灣經濟看來一片慘澹，但並非是一個無解的困境。美國時至今日仍然是全世界的經濟與科技強權，並不是因為它從未發生過任何金融危機或面對後進國家的追趕，而是因為它能夠不斷的學習與成長。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應該花心思的是如何改變台灣經濟的體質，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改善台灣政府的財政，並對於人口負債及所衍生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只要我們肯面對問題，我相信沒有什麼是解決不了的。

韓國模式會是台灣的解藥嗎？

過去十幾年來，韓國不管是在電子業的表現、企業盈餘或平均薪資的成長幅度都遠比台灣優異。這兩個國家其實都耗用了大量的國家資源來扶植產業，但結果卻是天壤之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韓國政府透過與財閥的協議，限制其所能經營的核心業務，一來既可避免這些產業在國內過度競爭，二來政府也可將資源集中在這些產業上。

日本產業革新機構（INCJ）社長能見公一曾表示，日本在許多產業上都出現重複且過度投資的情形，例如在面板產業，韓國只有三星與LG兩家，但日本卻有四家業者，這麼一來，日本企業在國內的「預選賽」上已經過度競爭，當然就沒有力氣跨上世界舞台。現在的日本政府開始仿效當年韓國在金融風暴期間所做的產業整併，希冀整併過後的新公司能在世界舞台上擁有一席之地。

既然韓國模式有這麼好的效果，日本也開始仿效，是否值得台灣效法？

很可惜的，那並不會是最好的方式。

曾有韓國學者將韓國的經濟發展類比為一家韓國公司，其中政府扮演的是計畫單位，整個金融體系是財務單位，財閥則是生產和行銷單位，三者共同合作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這樣的結構運作理想的話自然可以產生相當亮眼的成績，只不過實際的運作並不會總是如此順利。為什麼呢？

首先，每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必然都了解哪些產業應該投入資源扶持，而哪些不需要？又哪一個產業應該劃分給哪一個財閥？而被選定的財閥也未必是最適合經營該項產業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成功樣板，例如三星，其實是龐大的國家資源加上三星本身的實力，共同創造出來的結果，而這並不表示其他國家仿效同樣的模式就能夠創造出另一個三星，比方說台灣的兩兆雙星就是明顯失敗的案例。

其次，讓金融體系做為全力支援企業的財務單位，則使得韓國的經濟體質顯得特別的脆弱。韓國政府利用許多行政法人來進行大規模的舉債，以支應民間或企業的需求，而部分行政法人的經營狀況已經瀕臨破產，例如韓國電力公社、住宅土地公社。這樣的高槓桿經營模式在景氣大好時可以創造相當不錯的績效，然而一旦景氣趨緩，往往會陷入債務的困境，甚至引發金融危機，這也是為什麼每次國際性的金融風暴中韓國總會受傷特別嚴重，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如此，2008年次貸風暴期間也是如此。

再者，當財閥的勢力愈來愈龐大時，便很容易出現以商領政，甚至賄賂與貪汙的情事。例如韓國歷任總統包括全斗煥、盧泰愚、金大中、盧武鉉及前任總統李明博都發生其本人或親屬涉入財閥政治獻金與賄賂的事件。更重要的是，我們無法期待每一任的韓國政府或各財閥每一次的領導人更迭，都能夠維持同樣或者更好的水平，其中若稍有差池，便很可能釀成動搖國本的大事。

韓國的財閥模式雖然創造了如三星、現代與LG這樣的世界級企業，然而在這榮景的背後卻是中小企業的衰敗、貪腐的政經結構、日益惡化的經濟體質，如果把這些隱藏性的成本全部算進去，韓國的模式未必是能夠創造出最大價值的方式。

韓國一定要是敵人嗎？

Google執行董事長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在一次來台的訪問中說到：「台灣與韓國兩個夥伴，Google都喜愛。」然而一直以來，台灣從上到下，絕大多數人的想法都是把韓國當成敵人。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也就決定了台灣的資源分配與經濟的發展。

所謂的國際貿易就是各國互通有無，我們可以向中東買石油、向紐西蘭買奇異果、向日本買精密機械。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在台灣周圍海域開採石油、自行種植奇異果或開發精密機械，選擇的依據就在於哪一種方式能夠用較少的成本創造較大的價值。

專業分工能夠共同創造更高的產值。韓國動用了大量國家資源來成就這些財閥，而他們也確實擁有相對優勢的競爭力，台灣的電子業不論是在面板、DRAM或者終端的品牌都因此節節敗退，我們在價格或者技術上都難以與之抗衡。

如果我們把韓國當成敵人，我們勢必要傾國家之力才有可能與其競爭，但是，我們希望台灣和韓國一樣由少數的財閥所把持嗎？更何況即便我們動用了大量的國家資源也未必會在這場競爭中勝出。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像Google一樣，把韓國當夥伴呢？

日本電子業的國有化、中國電子業的崛起加上韓國的財閥，都會讓電子硬體製造領域在未來的競爭更加激烈，這個時候我們與其把韓國、日本或中國都當成敵人，不如把這些國家都當成夥伴，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來與他們做無意義的競爭，這些空出來的人力、物力與金錢可以用來從事更有效率的投資，這才是經濟成長的意義。

經濟成長從來就不是要去找出一個敵人，然後把它消滅，而是要共同合作，讓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台灣經濟問題的再思考

雖然台灣經濟發展的對照組—韓國，在現階段確實取得了比台灣更好的發展，但我們要了解，韓國及其財閥幾乎是把所有的資源都押注在傳統的電子製造業上，這也意味他們若要轉型或跳脫電子製造業將必須比台灣付出更多的轉型代價，對於台灣來說這將是跨過韓國往下一個階段邁進的最好時刻。

現階段再投注大量的資源與韓國競爭其實是沒有意義的行為，一來兩國的產業優勢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差距，二來我們現在競爭的產業其實都已經是進入成熟期，甚至在未來十年內就可能會被淘汰。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善用韓國生產的便宜電子零組件與商品來協助我們往下一個階段邁進，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學著把韓國當朋友，而非敵人。

這樣的過程，當然會讓我們與韓國重疊的產業過得比較辛苦，然而這些都是為了讓台灣再前進必要的做法，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就是把台灣的經濟發展給打上了一個死結。其實台灣大部分的經濟問題都是繫在這同一個結上。

為了固守舊有的產業結構，我們從基本工資的調整來著手試圖增加勞工的薪資，但最終卻帶來了失業；我們從企業的稅負補貼來著手試圖提升企業競爭力，但最終卻帶來了重複投資與過度競爭；我們從匯率與利率來著手試圖刺激出口，但最終卻帶來了房地產泡沫與跛腳的金融產業；我們從電價、水價與土地成本的減免來著手試圖減輕企業成本，但最終卻造成國營事業的負債與資源的浪費。

我們的政府沒有試著解開源頭的結，卻在這個結所衍生出來的各個問題上疲於奔命，最終只是創造出更多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是給予台灣特定的產業這麼浮濫的稅負補貼、電力補貼、匯利率補貼，我們的企業就不會出現過度競爭的現象，而無效率的企業也不會繼續占用這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等資源。當我們改變了這樣的產業結構，更有效率的運用資源，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勞工的薪資也能夠隨之成長。當然，我們就更不用去面對房地產泡沫、負利率、跛腳的金融產業等衍生出來的問題了。

台灣過去這幾年來發生的很多經濟問題其實並不在於政府沒有做什麼，很多時候反而是政府做了什麼才衍生出更多的問題，但往往我們的媒體與民眾卻又要求政府應該是大有為的為人民服務，而政府為了回應人民的期待也只能去做些本來不該由政府來處理的事情，這麼一來台灣經濟的結就越繫越緊，難以掙脫了。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些經濟問題的前因後果，解開台灣實質薪資之所以停滯那一開始的結，減少政府對於產業與市場的干預，讓政府做該做的事情，假以時日，前述的問題都能夠逐漸獲得解決。

是誰把台灣經濟搞砸了？

台灣過去十幾年來的經濟發展，已經用盡了傳統的發展模式，然而我們的經濟卻仍被困住，這已經充分的說明了這樣的模式是不可行的。

是的，如果我們逐步的刪減這些補貼，讓匯利率自由化，我們在短時間內可能需要面對企業虧損，甚至倒閉與裁員的現象，但我們是要繼續保護這些無法自主生存的企業，給予紓困、金援並開放大量的替代性外勞，或是趁這個機會做產業結構的調整，讓整個台灣能再往前邁進一步呢？

「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其實台灣的經濟問題並不難解，難解的是那長期存在我們心中的錯誤觀念，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錯誤觀念，所以我們無從判斷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好是壞？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而政府也因顧忌民意而無法開出苦口的良藥。勞方與資方、軍公教與勞工更是出現前所未有的對立，如果我們能夠靜下心來好好的思考這些問題，這一切的爭執其實都是不必要的。

所以是誰把台灣經濟搞砸了？我想，沒有一個人、團體或組織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但同時也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沒有責任的。

改變一個觀念是痛苦的，正如同我們從洞穴走向地面的過程，刺眼的陽光彷彿告訴我們這不是我們該走的道路，然而當我們能夠承受過這段過渡期，我們便會發現，原來洞穴外的世界與陽光竟然是如此的美好。

讓我們一起走出這洞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