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當你問大學生誰想創業時,台下只有三個人舉手。甚至有教授說,創業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阿爾托大學創業基地Startup Sauna社群總監薩拉內瓦(Tommy Saraneva)與我們分享。
當年它貢獻芬蘭4%GDP
諾基亞殞落,反成經濟轉捩點
那時,所有芬蘭人的夢想,都是進入「芬蘭之光」—諾基亞(Nokia)。
最風光時,諾基亞一家公司就貢獻芬蘭GDP高達四%,占芬蘭研發總支出三分之一、並雇用約一%的就業人口。然而,二○○七年iPhone問世後,一切急轉直下。
諾基亞在智慧型手機的市占率從高達四九%,到二○一三年,暴跌至僅剩三%。鉅額虧損、上萬人被裁,貪食蛇(編按:諾基亞經典手遊)終成時代眼淚,諾基亞黯然將手機事業賣給微軟。
但巨人的殞落,反而成了芬蘭的轉捩點。
「我們學到的教訓是『多元化』。」芬蘭外交部科技特使、曾任諾基亞資深副總裁的瓦薩拉(Antti Vasara)指出,諾基亞的潰敗雖是巨大打擊,但包含他自己在內、成千上萬的人才並沒有消失,而是帶著頂尖經驗,進入各種不同產業,催生出大量新創公司。
他舉例,芬蘭北部的奧盧(Oulu)曾高度依賴諾基亞,當巨人倒下時,大家一度擔心當地經濟會崩潰。但現在,當地的高科技工作,反而比諾基亞顛峰時期還要多,「連台灣的聯發科,都在當地設立了研發中心。」社會意識到,成千上萬的小型企業,才能為國家帶來穩定、且分散的稅收與經濟基礎。
巨變後,改壯大新創生態系
AI政策選擇先幫中小企升級
芬蘭新創生態的崛起,教育體系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其中又以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最具代表性。芬蘭孕育出的獨角獸企業,多數由該校校友創辦;每年吸引上萬人、全球創投參與密度最高的新創盛會Slush,也是由該校學生發起。其附屬的新創中心(Aalto Startup Center)孵化的新創,創立十年後的存活率更高達八成。
北歐最大創業基地、超過兩百家新創進駐的Maria 01執行長魯內貝里(Sarita Runeberg)分析,芬蘭的新創生態系,是透過產官學接力培育而成,從大學的創業啟蒙、政府的早期資金補助,到新創園區的聚合,形成緊密的網絡。
更關鍵的是,芬蘭新創圈擁有極強的「回饋心態」,許多已功成名就的創辦人,會慷慨的投入大量時間來指導年輕後輩,因為他們深信:「只要其中一人成功,就會把所有人一起往上拉。」
一棵大樹倒下,卻讓更多小樹茁壯。根據芬蘭創投協會(FVCA)統計,在諾基亞鼎盛時期,芬蘭新創圈的總營收僅五億歐元,但到了二○二三年,已成長二十四倍,突破一百二十五億歐元(約合新台幣四千五百八十二億元)。
這份多元的觀念,也落實在政府的AI資源分配上。二○二○年,芬蘭推動的「AI 4.0」政策,核心目標就是加速中小企業導入AI。在芬蘭,中小企業家數高達九九.八%,雇用近六五%的勞工,並創造近五八%的產值。
為了解決中小企業「不知從何下手」的技術痛點,由公共資金支持的芬蘭人工智慧區域中心(FAIR),為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AI導入服務與技術諮詢,讓本來須耗時數年的數位轉型,縮短到六個月;甚至開放企業使用歐洲最快的超級電腦之一LUMI,大幅降低接觸頂尖算力的門檻。
除了硬體支援,芬蘭同樣看重對「人」的賦能。曾共同打造全民AI課程《Elements of AI》的教育創新公司MinnaLearn,在歐盟補助下打造免費AI培訓計畫,已為來自農業、交通、清潔與餐旅等傳統產業的一百多家企業、超過三千名基層員工提供AI訓練。
另一方面,企業要真正成功轉型,管理層的認知至關重要。擁有四百多家企業會員的商業網絡AI Finland(AI芬蘭)發現,中小企業導入AI最大的阻礙,往往來自高層缺乏相關知識。因此,他們推出「AI 1000計畫」,帶著老闆與管理團隊一起學,並建立公開的「AI應用資料庫」,讓企業分享真實案例、彼此借鏡,確保在這場技術淘汰賽中,沒有人需要單打獨鬥。
不押單一產業,攻6G、量子等
投資組合多元,獨角獸逾十家
放眼未來,當全球陷入對大型語言模型(LLM)的算力軍備競賽時,芬蘭選擇了不同的戰場。
芬蘭前交通與通訊部長哈拉卡(Timo Harakka)直言,歐洲不應盲目競爭開發一模一樣的語言模型,「只是為了讓聊天機器人處理西方人的購物清單」,而是應思考如何將AI部署到傳統工業、製造業,或建立更好的氣候模型來解決實際問題。
他指出,芬蘭真正的底氣在於強大的基礎建設,芬蘭5G網路不僅覆蓋全國九八%人口,數據傳輸量更是全球頂尖。同時,諾基亞正處於全球6G研發最前沿,未來強大的邊緣運算能力,將讓芬蘭在運行AI時,減少對遠端資料中心的依賴。
瓦薩拉認為,「政府不應該去挑選贏家」,更穩健的策略,是同時推動五到十個,不一定都是第一名、但依然非常成功的產業,並建立一個平衡的投資組合:一部分資金支持國家關鍵產業,另一部分,則開放給市場驅動的好點子。
如今的芬蘭,正同時布局多種科技,包含6G、量子科技、太空與綠色科技等。這種多元策略已見成效。例如由阿爾托大學孕育的量子電腦新創IQM,近期即將以約十八億美元的估值赴美上市。
IQM共同創辦人莫特寧(Mikko Möttönen)接受商周專訪時指出,芬蘭政府是支持量子科技的長期投資者,採購了他們早期的量子電腦、提供了補助與貸款,如今更是IQM最大的股東,持股約一三%。
最難得的是,政府的投資「幾乎不附帶任何條件」,不會試圖控制公司,完全遵循與私人投資者相同的規則,對新創極為友善。
這個人口不到台灣四分之一的北歐小國,過去十年間,含上市或購併,已成功孕育超過十家獨角獸(編按:成立不到十年且估值十億美元以上的企業),而台灣僅不到五家。
芬蘭的人均創投資金金額排名全球第四、歐洲第一,代表平均每個人所分配到的創投金額,在全球名列前茅,顯示芬蘭已成為歐洲重要的創新基地。
為何芬蘭能有如此強大的創新量能?或許能從台、芬兩國的研發結構看出端倪。
芬蘭研發支出多來自政府!
更有利於均衡提升各產業實力
台灣的研發支出約八六%來自企業,科學園區更占企業研發的四八%。換句話說,創新主要由企業主導,科技紅利與資源,自然容易集中在少數大型企業與特定產業。
相較之下,芬蘭研發支出約三二%來自政府與大學。這種由國家支持的創新模式,使數位化與科技能力,能更均勻的擴散到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提升整體經濟體的科技實力。
諾基亞的倒下,曾讓芬蘭痛失經濟支柱,但也讓它學會了,不再將國家經濟命運,押注於神木的榮枯,而是致力於培育一整座生態多樣、生生不息的新創森林。
回頭看台灣,當前產業嚴重「偏食」,社會資源高度傾斜,芬蘭政府的分散投資策略,或許值得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