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於三月四日召開今年度的兩會，審理「第十五個五年規劃」，象徵中國正式進入「十五五」時代。

迎接新時代，卻看不到已經大權在握的習近平，有任何交棒的打算，反而不斷加強清洗整肅的力道。或許，未來五年也會是他的「執行長病」最病入膏肓的一個階段：容不下異己的他，會把中國帶向何方？

「執行長病」（CEO Disease），是「情商（EQ）之父」、著名心理學家高曼（Daniel Goleman）所提出，意思是領導者隨著權力越大、地位越高，反而越可能判斷失誤，因為不論出於恐懼或崇拜，都會讓他身邊只剩下一群唯唯諾諾的部下（yes-man），導致領導者只接收到片面又錯誤的訊息。

從清理貪腐到清理異己！
反腐人數創高，形成制度性恐懼

典型的「症狀」，包括與現實脫節、不願傾聽、不願放權、拒絕一切批評。許多知名企業，都曾因此倒下。

習近平在十八大、十九大時期，已經掃蕩完所有政敵。到了二十大時期（二〇二二年起）整個政府團隊的核心只剩下習家班，但清洗的力道卻沒有減弱，連他自己過去提拔的諸多將官也難逃一劫。

今年開局，位高權重的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又俠，被撤職調查。張的罪名，是「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說白話就是違抗了習近平。原本七人的中央軍委會，現在只剩習本人和負責抓人的紀律委員會書記張升民。

政治大學政治系暨東亞所特聘教授寇健文表示，「現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毫無疑問反腐跟整肅會持續下去，甚至會到二○二七年的二十一大。」他並指出，近年財經系統與一些地方高階官員也抓了很多人，只是最近焦點在軍隊上。

正常情況下，政府越是反貪腐，官員應該越不敢貪。但對習近平而言，他越打貪，越發現這項工具有多好用，所以被調查人數反而逐年飆升，去年累計近百萬人次、再創新高。


「中共的反腐不是刑法上的概念，是一種『政治錯誤』，不作為是一種腐敗，不夠忠誠也是，上面覺得你錯了就是錯，」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說。

這也是執行長病可怕的地方，它不會因為一、兩次的掃除異己就「痊癒」，反而會變本加厲。「習需要不斷『製造下一個敵人或叛徒』，才能夠讓其他幹部膽戰心寒，不敢有意見，」蔡文軒告訴商周，「他權力很大，可是內心比誰都要恐懼。」

這種氛圍正悄悄侵蝕著中國經濟與官僚體系的運作，成為十五五期間的隱藏未爆彈：官員只敢盲從，體制更僵化，現有問題將更難解決。

從拚經濟、推改革走向拚表忠誠
地方官員放棄思考，明知是錯誤照做

在習近平時代之前，中國的極權體制能運轉，是因為地方層級仍有活力，官員可以自由發揮去拚經濟、推改革。隨著恐懼不斷加深，中國的地方官員想通了：我自己創新是「多做多錯」，那就放棄思考，習說什麼，就拚命去做。

當這種心態深深植入中國五千萬公 務員（含國企）的腦海裡時，整個國家發展經濟的邏輯就會改變。

特別是現在中國追求的「科技自主」，正成為各地政府瘋狂競逐的目標。「連甘肅都跑去發展半導體，這是什麼奇怪的決策，」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曾偉峯指出，這反映官員在壓力下有「過度施政」的傾向，因為中央也不講清楚，只講了大原則，指示下來又必須得做出成果。

以半導體晶片產量來說，全中國最大的城市竟然是在甘肅省的天水市，但都是靠中低端以及封測產能衝出來的。

甘肅同時還在申辦「自由貿易區」，並且已列入該省的「十五五規劃」中。雖然甘肅位處中國與中亞之間的交通要道，但論貿易量、投資量，都仍列於中國各省分的末段，未必適合發展自貿區。其他內陸省分，例如內蒙古、貴州、山西也都在搶著申辦自貿區。

「表面上大家積極呼應口號，但做的事千篇一律、照本宣科，這是政治效忠的儀式，做成功就宣傳是『習近平思想』的功勞，」蔡文軒說，「所以官僚只能在被安排好的道路上去做，不需要跟國家戰略無關的創新。」

曾偉峯也指出，中共並非單純鼓勵創新，而是要培養「紅色創新企業家」，透過「專精特新小巨人」等機制挑出技術上創新、也對黨忠誠的企業，挑出這些企業本質上是為了「管理」，要求企業完全符合黨的政策目標。

執行長病危險的地方在於，哪怕錯誤就擺在眼前，仍會選擇繼續錯下去。「你會發現中共高層不認為犧牲地方官員自主性是個問題，他們認為可以透過高壓的『微觀管理』，去激起你的積極性，」曾偉峯說。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也指出，儘管中國經濟持續停滯，但習近平對目前的做法仍自信滿滿，包括放任開發商倒閉來處理房地產泡沫，結果只讓消費者信心更下滑。

「那種高度自信的態度，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環境，要做出徹底的調整滿困難，」莊嘉穎說，除非面臨二二年反清零「白紙運動」式的強大內部壓力，否則習難改路線。

去年貿易順差創高，人民卻富不起來
背後是靠補貼撐起的出口表象

中國去年的貿易順差仍高達一兆二千億美元，又刷新高。但中國享有如此巨大的順差，卻不像台灣，能靠貿易為國人帶回財富。因為中國的出口是靠國家補貼撐住，包括退稅、直接給錢、提供低利貸款等，意思是，是靠犧牲其他資源來撐出口。

這形成一種不能停下的惡性循環。國立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系主任黃信豪解釋，中國企業必須不斷增加製造和出口，才能繼續拿補助，一旦貨賣不出去，那補助也就停了，企業成本就會大增，因此又必須壓低利潤來確保產品賣得出去。最後受罪的，仍是企業和薪水上不來的員工，導致沒人敢消費、通縮救不起來。


國際貨幣基金（IMF）二月中旬發布報告，指出中國目前約花了四％的GDP在補貼重點產業，而合理分配應該砍半、下調至二％，把資源轉向推動消費為主的成長模式。但中國官方始終不承認過度補貼。

「所以你看到出口很暢旺，其實背後對經濟的貢獻很有限，」黃信豪說，「這種『外強中乾』的差異可能還會擴大，至少短期兩到三年內中共的路線不會有太大變化。」

黃信豪指出，這甚至可能是中共「有意造成的」。因為如果把資源全都集中在提振內需上，例如提高社會福利和薪資，讓民眾變得富裕起來，反而對中共的統治是風險，所以仍以國家戰略優先，人民能維持基本生活就好。

中國現在雖然AI、機器人發展迅速，但這些都無助於改變當前的困境。「AI和機器人它不會消費，大量製造出來必須外銷，引發其他國家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抵制，」莊嘉穎說，「而且你取代了人力，這些被取代的人就失業了，或是得接受更低的工資，那就更不願意消費。」

後習時代若沒出現「鄧小平」
中國恐徹底失去自我糾錯能力

只要習近平還在位，恐怕都很難看到轉機。「習的健康其實是未來五到十年裡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只要他的健康沒問題，那他的權力、對政策的主導性就不會變。」寇健文說。他也指出，中共體制似乎出現一種擺盪：鄧小平以分權解決毛澤東的集權，習近平又以集權解決江、胡分權的貪腐問題，這意味著習之後的領導人，很可能是一位「弱主」。


執行長病的解方，往往在於下一位領導人能否重修回饋機制並適當放權。曾偉峯警告，如果後習時期沒有出現類似鄧小平的人物來重新平衡體制，中國可能就會徹底失去自我糾錯能力，最終面臨走向蘇聯模式垮台的巨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