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入二○一四年，這意味著我們打從開始擔心全球失衡問題，特別是美國與中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經常帳失衡，至今已來到第十個年頭。此刻，我們可以開心的宣布，全球失衡的時代結束了。因此現在正是檢視我們從這十年間學到什麼教訓的時候。 就在二○○六年，美國經常帳赤字來到令人警覺的高峰：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達五％；如今這個比率已經回降至二．七％。美國處於這個水準，意味著它可以輕輕鬆鬆的用權利金收入和先前國外投資的報酬來融資，不須增加外債。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經常帳盈餘在二○○七年時占GDP高達一○％，如今僅剩二．五％。 不過，還是有些國家的赤字和盈餘仍十分龐大，令人擔憂，例如：德國與土耳其。不過德國的盈餘占GDP達六％，這主要是屬於歐洲的區域問題；而土耳其的赤字占到七．四％則大體上是內部問題。換句話說，它們都不是全球性問題。 十年前經濟失衡 美元需求，成災難引爆點 回想二○○四年，關於全球失衡的想法分成兩大學派。其一是伏爾泰筆下自信樂觀的潘葛洛斯（Pangloss）學派，把失衡視為好事，認為它不過是反映新興經濟體需要美元外匯存底，而那只有美國能供應，再加上美國消費者對廉價進口商品也貪得無饜，用安全資產交易廉價商品，對全世界都只有好處。這是一個可以永遠持續的快樂平衡。 相較之下，末日博士（Dr. Doom）一派的支持者則是警告，全球失衡是一場伺機而動的災難，到了某時間點，新興市場對美國資產的需求會感厭煩；更糟的情況是，新興市場將認定美國資產已不再安全，於是停止提供融資給美國經常帳赤字，屆時美元將崩潰，金融機構措手不及，結果是走向又一場危機。 如今我們知道，兩派說法都錯了。全球失衡並沒有無止境的持續下去。隨著中國對安全資產的需求獲滿足後，轉而往風險更高的國外投資，它的經濟已經從儲蓄變成消費、從出口變成內需，開始重獲平衡了。 在這期間，美國也意識到，過度負債及操弄槓桿遊戲是多麼危險，因此開始採取行動減少債務、增加儲蓄。為了配合改變這項支出習慣，美元開始走貶，讓美國得以增加出口。與此同時，人民幣開始走強，反映出中國民眾的消費欲正不斷高漲。 無可否認，危機曾在，但它不是全球失衡危機。儘管美國有一堆金融問題待解，但是融資外部赤字這項並不在此列；相反的，由於外資迫切需要資金流動而湧向美國國債，使得美元成為這場危機中極少數的明顯受益人之一。 危機的罪魁禍首源自美國監督與管理金融機關和市場太鬆散，出問題的業務及金融過度自由化（financial excesses）更被推波助瀾。金融危機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美國（其他已開發國家則是幫兇）。 這麼說並不是要否認國際資本流火上加油。只是，那些真正至關緊要的金流，並不是來自世界其他地方融資給美國經常帳赤字的淨資本流，而是從美國流向歐洲、使得歐洲各銀行得以提高其資產負債表槓桿的總財務金流，以及從歐洲銀行流向與美國次級房貸相掛鉤的有毒證券、相對應的龐大現金流。全球失衡的批評者和擁護者，都幾乎完全忽略了這兩股在北大西洋之間雙向流動的總資本流。 十年後新問題浮現 外匯存底到頂，壓力又來 下一次全球失衡再發生，我們必須指望，分析家會知道要看穿表象。但還會有下一次嗎？幾年前，預言家信誓旦旦表示，一旦危機解除，全球失衡就會捲土重來，現在看來似乎不太可能：美國或中國都沒有走回它在危機以前的成長率或支出習慣。先前的貿易平衡也不太可能重現。由於頁岩氣革命保證美國能源自給自足，加上生產力因預料製造生產會進一步回流而有所提升，美國的貿易地位將更加鞏固。 至於新興市場，他們已經知道出口盈餘不保證快速成長，鉅額國際準備金也不保證金融穩定。而透過加強嚴格監督、針對不穩定資本流予以課稅與管制、採取浮動匯率，都是更能提升穩定性的辦法。 所有這些顯示，新興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累積的外匯存底，可能已到達極限。這是另一個再三呼籲卻始終未受重視的現象。接下來它也只會變成又一個被默默埋葬的問題。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