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全球股市所發生的暴跌，是來自經濟基本面因素，以及對各國政府所採取政策的反應－或這麼說，是對各國政府缺乏政策的反應，這兩個因素互相影響的結果。 首先，談到基本面。美國與歐洲的經濟成長率陷入一片低迷－甚至遠低於最近的預期。緩慢的成長已重創股票價值，且兩個經濟體都處於嚴重衰退的風險中。 投資人信心為何不斷流失？ 經濟實力下滑，政客未對症下藥 新興國家的恢復力，不至於讓他們發生如美國和歐洲遇上的二次衰退：美國與歐洲無法靠自己做到抵消這股已開發國家需求暴跌的負面影響，儘管他們有著健全的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 美國內需短缺，反映了儲蓄增加、家庭資產負債受創、失業以及財政困頓。結果，龐大的非貿易部門與貿易部門之內需部分，無法扮演推動成長與就業的引擎。這使得出口－賣往全球經濟成長地區（大多是新興國家）的商品與服務－必須背負起這個責任。 而至於要強化美國的出口部門，還需要突破一些重大的結構與競爭障礙。 目前在全世界上演的，是一場已開發國家（極少數例外）之間、全球經濟系統的各重要角色之間－可能也包含新興國家，彼此息息相關、動輒得咎的低迷成長，而股價朝向更真實反映出經濟基本面情況的下跌，將進一步削弱整體需求與成長，於是，嚴重衰退－與新一波財政困境的風險在增加。 但是，眼前情況似乎比市場來一次大規模修正更讓人有不祥之感。 即便市場預期已經調整，對於歐洲與美國（及一小部分新興國家）能否做出適當官方政策因應，投資者信心正不斷流失。目前很顯然，阻礙成長的結構性與資產負債表障礙，長期來持續被低估，但官員們是否有能力識別其中關鍵問題，以及是否有政治意願去重視它們，始終不得而知。 歐洲困境： 只想砍赤字應變，不見振興投資 在歐洲，義大利和西班牙國債風險利差正在上升，兩國殖利率都在六％至七％之間（通常已被視為危險區）。加上他們國內生產毛額既低迷且還在下滑，他們的債務負擔，儼然已成為招致各方質疑「他們到底有沒有辦法靠自己來穩定現狀並恢復成長？」的大麻煩。 義大利和西班牙，全然揭露了歐洲的脆弱性。 與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沒兩樣，歐元區成員的資格，使得義大利和西班牙無法拿貶值和通貨膨脹做為政策工具，但是，他們發行的國債價值不斷下滑－以及他們相對於歐洲較小型陷入困境的債務國規模－意味著有更大規模的銀行資本基礎被侵蝕，這也增加流動性問題，及進一步經濟性損害的額外風險。 歐洲國內政策目標向來是刪減赤字，對於改革或針對振興中期成長的投資，關注甚微。從歐盟的層級，還看不到當局有設計規畫任何補強性的因應政策，以用來阻止目前義大利和西班牙所面對的殖利率上揚，及缺乏成長動力的惡性循環。 要穩定現狀，在各國國內及歐盟層面推出可信的政策都是必要的。但這兩者目前都看不到。政策癱瘓或被否決的不利風險明顯增加，也是導致市場近來起伏不定的部分原因。 美國困境： 成長的結構性障礙，始終被忽略 至於美國方面，國債的債信近來一直飽受質疑。在這幾個月的政局紊亂期間，美國國債成了風險性升高的資產。唯隨著當下的違約風險消失，資金又大量的從風險資產流向美國國債，以等待經濟利空消息－這些消息主要是成長力道下滑、就業與股市下跌。 綜觀美國國內政策的辯論，鮮少顯示出與成長及就業導向相關的可行性策略。平心而論，有些人認為，削減預算是個有效的成長策略，但那既不是主流觀點，也沒有獲得市場印證。 成長所面臨的結構性與競爭性障礙，始終被大大的忽略。人們不認為，除非透過成長，否則國內整體需求將無法回復到危機發生前的水準。事實上，家庭儲蓄率正不斷上升中。 選民和部分投資者可能無法參透這箇中細節，但是，目前政策焦點卻不在於恢復中期與長期成長，說實在的，這些當務之急是否能以及何時能進入議程核心，仍充滿不確定性。 相反的，在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才是挑戰，至於成長主要風險則來自於已開發國家。此外，他們需要改革與重大結構性變革以維持成長，但這些如今在減速的全球經濟發展情勢下，恐被延遲或耽擱。 資產價值重估使其符合真實的成長預期，未必是壞事，儘管從短期看來它使需求短缺更嚴重。然而，不確定性、信心不足以及政策癱瘓或僵局，可能會輕易就造成價值的過度破壞，使全球經濟不管各方面都遭到牽連甚廣的傷害。 這某種程度看來毫無希望的未來，其實是有機會改變的，雖然短期內發生可能性不大。穩定是可以重現的，但除非已開發國家的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達成協調，並令人信服的轉變到重建一個訴諸全面成長、並且以支持成長與就業的方式實現財政穩定的道路上來。 簡短來說，我們正面臨兩個彼此間互相影響的問題：全球經濟在從重建成長的過程中敗下陣，以及缺乏任何可被信賴之政策。太多國家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後果甚於經濟表現，殊不知，市場不過是將這些缺陷與風險如實反映罷了。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