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速成長的新興市場中，國內經濟力、支持性政策及全球經濟變化特質的總合促成快速且深遠的變化。經濟結構轉型發生如此之快，因此人們根本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儘管變化多端也不時令人困惑。 在這樣一個流動的環境裡，錯誤時而發生，而最危險的錯誤可說是對一個成功的成長策略（結合了比較優勢與支持性政策）執著過久。 在一個經濟體的貿易部門裡，比較優勢時時刻刻都在變，並會造成結構性的改變與創造性的破壞。想脫離貧窮國家狀態而正在經歷「中等收入轉型」的國家，常力圖抵制這樣的變化，但這麼做導致了成長不是變慢就是完全停滯。 解決財政問題就有救？ 政治人物救經濟，只算做了半套 當民營企業（國內的和國外的）推動這些轉變時，政府政策與公共部門投資模式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支持與角色。這些也需要跟著調整。 經過證實，最適合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政策框架是，不單只關注於宏觀的及貨幣面的穩定性，更關注於適應性，亦即對於來臨的微觀與宏觀結構面變化，及因應上必要的支持措施，做出具有前瞻性（雖有先天不盡理想之處）的評估，在關注適應性時，以此為引導。 那麼，已開發國家又該怎麼辦呢？由於歷史因素，政策傾向既不靈活也不適切，結構性變革相當程度上被視為是民營企業的問題，也因此不會是長期政策思考的關鍵部分。從二次大戰到現在，已開發經濟體主導了全球經濟，受新興市場經濟體影響相對來說是小的，對於全球經濟結構快速變遷還未能充分反應。 從一個小例子便可知道：七月八日，美國公布那令人失望的最新就業報告之後，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表達各界廣泛持有的意見。他認為，在債務上限和消減赤字上取得共識，將可消除阻礙商業投資、成長與就業的不確定性。 換句話說，美國的財政問題就是經濟復甦疲軟的罪魁禍首，一旦財政政策確立，政府便可放手，將重建一個概括性成長模式所必要的結構性改變，交由民營企業來推動。 平心而論，這個立場時有例外。在美國，一個戰後由政府、企業與學術界共組的聯盟，開創了動態經濟的人力資本和技術基礎，蘇聯人造衛星升空之後，該聯盟因為蘇聯承諾會在既有的科技優勢下創新，而再獲得強化。 在德國，二○○○年後重啟了經濟生產力、靈活度與競爭力的改革，結果證實，它之於一個國家當前經濟實力與恢復力，至關重要。 雖然有這些實例，經濟與金融評論家對於美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有限、就業率低落的軟弱復甦，顯得也越來越困惑。自二○○八年金融危機以來，經濟成長預估已數度下修。 政治上則說法同步。來自美國國會經濟事務聯合委員會（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最新研究（不可否認帶有黨派偏袒）提到了當前復甦相對顯弱。 事實上，當前情況比起前幾次戰後美國經濟復甦，可說是天差地別，「復甦」這個辭，用在今天這樣的來龍去脈甚至值得存疑，但是美國領導人仍接受了經濟週期的觀點，看著一次乏力的復甦，並將之歸咎於後危機政策失敗。 政治上或許混得過去，然再明顯不過的結論是，它並非只是個週期性的復甦，而是面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新興經濟體的成長與一直不斷變化的競爭優勢、強有力的技術強度，再加上結構上的適應問題被一開始延遲處理。這些變化雖然很難被精確考量，卻也沒有因此就變得不重要。 經濟為何無法正常反彈？ 一再忽略徵兆，經濟政策早已落伍 當然，沒有人能否認二○○八年的衰退有其週期性因素。但這些因素是伴隨過去至少十五年所累積的結構性失衡而產生，現在已成為美國經濟無法以正常週期性方式反彈的主要原因。 懷疑論者或許會大加質疑，倘若是這些被聲稱為結構性的失衡阻礙了如今的國內生產毛額和就業率成長，為何它們在危機發生前沒有顯現？答案在於，有，但並不是反映在成長和就業數字中。有其他的徵兆被錯過、忽略，或視為無關緊要。 這些徵兆要略舉一二可包括：基於資產泡沫和高額負債的過度消費（目前已不復存在）和儲蓄不足、持續且不斷增長的經常帳赤字（表示國內消費和投資超過了收入與產出），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經濟體貿易部門微不足道的淨就業成長。 由於國內總需求大於供給，商品和服務的外部貿易這具唯一還能發揮作用的成長引擎，卻再也不能啟動就業了。 錯過所有徵兆，產生了一種永續成長與就業的前危機假象，這解釋了為什麼危機（而不是危機的原因）被視為禍首。然而，危機只是把基礎性失衡暴露出來，且讓其中某些失衡得以紓解。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執行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最近拐彎抹角用來形容是美國現狀之恰當對策的「大特賣」（grand bargain），需要包括有財政穩定的計畫。 然而，政府同樣也必須採納的是政策框架的變革，以讓它能正確反映出長期結構面下所出現的非週期性質，這對於重建成長與就業來說，亦有同等的重要性。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