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引爆的經濟危機，似乎即將柳暗花明。 資產市場在二○一○年表現相當不錯，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恢復成長、私人機構去槓桿化（融資減肥）仍在進行，但由於公共部門赤字與債務持續增加，兩者間相互抵銷。此外，設計用來與大量資金流「對沖」的另類政策奏效，新興市場成長不僅回復危機前水準，未來仍大有可為。 G20仍須努力！ 協調合作，使已開發國遠離負成長 然而，新興市場的高成長若想持續，端賴主要出口地已開發國家，遠離二次衰退才行。成長趨緩尚可受控制，但負成長可會導致天下大亂。 因此，已開發國家打算如何降低風險，她們的復甦政策對溢出效應（編按：指經濟成長對他國的影響）又做何因應，是新興市場考量的重點。畢竟包含美國在內的幾個已開發國家，正開始出現成長和就業前景嚴重分歧、危及社會凝聚與經濟開放的情況。隨著已開發國家的企業與家庭，逐漸修復資產負債表，相當程度來說，是後危機階段所產生的經濟動力所致，但也與選擇非合作性政策脫不了關係。 G20（二十國集團）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高占全球總額八五％，但這些國家試圖協調經濟政策，卻未達二○一○年時眾所期望的水準。那麼，怎樣才稱得上是一套具有協調性的全球經濟政策？ 第一、它得包括一套關於重建歐洲與美國財政平衡的可靠規畫。 就歐洲而言，這意味著赤字及債務已與市場管道切割，或者借貸成本過高這類國家重新調整資產，同意有所分擔。由於重建傷害歐元體質，而且財政整頓對處境困難的國家，雖屬必要但不盡然會有效，這將導致剩餘重擔被推向歐洲國力較強的國家，特別是德國。 規模更大的財政整頓和政治統合眼看無法避免，不過歐洲國家或許還得耗上一段混亂期，才能達到此結果。 至於美國，主要挑戰在以不傷及復甦與未來成長的前提下，重建財政平衡。由於右派擔心，左派會利用財政刺激方案，當作政府永久擴張的手段，而這是右派（顯然還有一般民眾）所不願見到的結果。這樣的事實，讓平衡工作變得複雜不已。 第二、是收緊美國已施行的量化寬鬆政策，該政策導致了新興經濟體面臨資金氾濫、物價上揚、通貨膨脹以及資產泡沫。 美國經濟搖搖欲墜，恐怕會招致另一波衰退，需不需要干預脆弱產業（例如房地產）？各方見仁見智，但比起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這類干預對症下藥的精準度更高，倒是無庸置疑。美國始終不願正視弱點，已讓外界充分認定，其實她的真正目的是要削弱美元。 此外，究竟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是否帶來更多成長，而且又要如何做到，至今不得而知。支持者聲稱，這是僅剩堪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只要調高信用額度或降低貼現率，拉抬資產價值，也就拉抬此後隨著資產負債表發揮作用而來的消費，就會可行。但我們真想再次看到美國槓桿的一端翹到耳朵那麼高嗎？應該不會吧。 從資產負債表層面來看，即使長期利率暫時下降，推波助瀾資產價值上揚，要負債累累而且就業前景不明的家庭，馬上開始花錢消費，仍不太可能，畢竟，唯有人們相信所擁有的財富可長可久，所謂的財富效應才會起作用。 第三、擁有長期順差的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市場，皆須擺脫順差。施行所需的政策因國而異，而且做法關乎結構性改變。 以中國為例，「十二五規畫」中的一部分核心工作，就是要將收入轉移至那些存款率高，但仍趕不上企業成長率的家庭，如此一來，便能拿家庭儲蓄（透過適合的金融機制從中協調）去挹注企業與政府投資。加上出口部門的通貨膨脹與工資快速上漲，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有效升值，此結構性改變，有望能為中國降低順差。 第四、只要美國還抱著大量經常帳赤字一天，全球經濟就永無平衡之日。隨著後危機時期，國內重新消費與儲蓄，美國總需求仍將低迷，長遠來看，其間差距需要靠更大外來需求，及激增的出口潛力來填平。 美國貿易部門正在成長中，重要下級單位同樣有高度競爭力，越來越多這樣的單位具備高附加價值（每受雇員工）的服務，而且也在成長中，但是它們無法大到填平上述的差距。 貿易部門占美國經濟（以附加價值計）僅三○％，其就業成長更微乎其微；倘若非貿易部門，指以政府與健康照護為主的單位，就業成長零零落落，貿易部門就得扛起大局，問題是，縱有貨幣貶值加持，幫助還是不大。如果預期出口呈現大量成長，貿易部門規模就得擴充。 第五、所有儲備資源的重要持有者，均須建立共識，同意以維持全球金融穩定、預防匯率與資金過度動盪為目標，來部署各自手中掌握的資源。 有鑑於歐元區不穩定，可能互相感染導致週期性發作，以及美國承諾維持強勢美元與財政規範缺乏信服力，大多數亞洲與波斯灣地區的儲備資源持有者，在另外一端扮演穩定大局的平衡勢力。 上述工作每一項都不簡單，都需要時間。但若一併進行，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並重建一個讓全球經濟穩定成長的模式，進而支撐持續開放。為了避免後果及政策不盡理想，雖然困難重重，國際性的經濟政策協調，仍須使命必達。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