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危機剛發生時，各方看法不同，認為此次衰退，已開發國家劫數難逃；開發中國家倒是可全身而退，畢竟，這回金融界玩過頭捅出的樓子，與開發中國家幾無干係，而且它們的經濟基礎看來算穩固。 很可惜，這份樂觀因國際放款緊縮及貿易崩盤發生而破滅，已開發國家甚至可說是把開發中國家拖下水，當作墜地時的墊背。 世界銀行樂觀： 開發中國家將成全球經濟引擎 而在全球貿易與金融雙雙復甦之際，我們聽到另一種更具雄心的局勢說法。有人認為，無視於歐美持續籠罩在低迷厄運裡，開發中國家已然走上經濟成長之路，更甚者，許多人正引頸期盼，開發中國家能接手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為此，世界銀行副總裁奧塔維亞諾．卡努托（Otaviano Canuto）更與其同僚聯手撰述了一份長篇報告，佐證這個樂觀預測。 這些人抱持樂觀合情合理，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已經整頓了金融與財政機構，不再債台高築；且透過政策制定水準提升，政府管理的相關能力亦逐漸改進；而藉由參與國際製造業網絡取得技術轉移的機會，更是較以往大大增加。此外，已開發國家回溫遲緩的經濟成長，也沒有成為它們的絆腳石。 一個國家要長期成長，應倚靠自身內部的供應能力，而非依賴外需；要持續的快速成長，源自於窮國希望追上富國的生產力，而非受惠於富國之成長所帶動。以目前國家與國家之間貧富的落差來看，一九七○年代以降這道鴻溝差距最大。對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而言，追求成長的空間相形變大。 只是，樂觀支持開發中國家的理由，也就僅止於這些了。因為，想要持續成長，絕對必須由策略帶領，惟現今處於開發中的各國，尚看不出有誰具備這個能力，足以起手無回的走出改善現況的下一步。 實際貢獻有限： 舊成長模式無益生產力轉型 它們之中，許多國家近二十年來的經濟成長，靠著兩個原因結合而得：其一是先前歷經經濟局勢紊亂（如拉丁美洲國家）或政治衝突、內戰（如非洲國家），之後產生了自然反彈；其二是物價上漲。這兩者，在目前都無法為開發中國家最急迫的生產力轉型帶來幫助。 回顧過去二十年，拉丁美洲各開發中國家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促使該地區許多產業變身轉型，而從事先進發展者，生產力亦顯著提升。但，這些成績仍只是局限在整體經濟裡的一小部分。眼前更糟的問題是勞力，從原本集中於較多產的貿易活動（製造業），流向生產力不彰的非正式活動（服務業）。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這一類屬於結構上的改變，往往只是削減經濟成長。 再看亞洲開發中國家。由於亞洲各國政府在擴張發展現代化貿易時，大多傾向於支持，因此尚能避掉前述有關拉丁美洲勞力流動之弊病，且達到經濟成長。但即使是亞洲模式，對經濟的貢獻仍屬有限。特別要提到中國，最終，它需要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國際之間不會永遠任其坐擁一筆鉅額的貿易順差，而不聞問。 過去的十年，中國經濟之所以成長，關鍵就在於人民幣，這個一直以來為了補貼中國製造業、價值被低貶的貨幣。未來，它的貢獻將隨著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浪而減少，甚至，不再有補貼的意義。 說到這裡，先將開發中國家的成長繁榮擱一邊，因為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待思考。 這些開發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的角色上已經漸形重要，但，它們是否能發展出一套相對應的全球化管理方法，以維持住長久以來堪稱周延和睦的經濟發展環境呢？這群新興市場經濟體迄今尚無法讓大家眼睛一亮，既無領導的才華，對於這問題也無法回答。 擾亂全球秩序： 對重建新經濟政權興趣缺缺 當前金融的全球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相當程度上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得全球領導地位下的產物（縱使這些機構打從一成立便明顯的經歷重要變化）。這些機構雖然因此而反映著美國的利益，但它們也讓許多行為規範走向系統化，指的是以規則為基礎的決策過程、不歧視、多邊主義與透明化這些原則，最終亦形成對美國強權的有效約束。 然而諸如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似乎對全球新經濟政權的建構興趣缺缺，傾向繼續坐享其成。前墨西哥外交部長喬治．卡斯塔聶達（Jorge Castañeda）更曾經進一步主張，從氣候變遷，到國際貿易，這些國家是有計畫、有步驟的，在與全球秩序唱反調。 雖惟恐是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苛刻，但，我們仍要記取政治學家長久以來的憂心：經濟權力散亂將導致世界經濟不穩定，倘若世界經濟重心持續轉向開發中國家，則必將是個無順利可言、甚至是無益處可取的過程。 而可確定的事只有兩件：首先，除非等待這些開發中國家願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當作經濟成長的策略時，才可能真正對世界經濟注入進步；而至於下一步誰來領導全球經濟，或是說如何管好這個不遵守規則的集合體，幾乎可以說，這難題只會越來越難。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