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美國領先各國反思大型企業的運作模式，以及何時該限制這類企業繼續壯大。回顧一八九○年美國通過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不僅對國內而言是重大突破，對全球而言也是立法創舉。 遲來的金改法案 將成為銀行業的反托拉斯法 美國參議院近期內將通過的《陶德∕法蘭克金融改革法案（The 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Bill）》（編按：十五日已通過），雖然姍姍來遲，也可視為銀行業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 一八九○年以前，一般普遍認為大型企業比小公司更有效率，而且總體來說更跟得上時代；對眾多小企業整合成數家大公司的做法，多數人也認定是具有穩定效果的發展方式，不僅終將成功，而且有利於促進下一步的生產性投資。 但是規模過大的企業也影響社會深遠，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什麼好事。大企業的主導者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會在某些特殊狀況下利用自己的地位排擠競爭者，好讓存活下來的企業得以繼續控制產量、哄抬價格。 平心而論，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性及區域性市場主導情形便已存在，但往後的五十年卻是持續惡化。大企業大舉提升生產力，因而壯大民營公司的勢力，反而給整體市場和社會帶來不公和不安。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並未一夕之間改變全局，但是，自從羅斯福（前美國總統）決意執法以來，它就變成威力超強的工具，用於分拆壟斷產業與運輸業的企業。羅斯福與後繼人士因此改變社會大眾的想法。 金融監管漏洞 超大型銀行不符傳統壟斷定義 一九○二年，羅斯福第一個就拿北方證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開刀，當時引發爭議；不過，十年後，當他分拆標準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時，主流媒體卻同聲叫好，這家企業當時已演變成全球發展史上實力最堅強的企業。羅斯福分拆標準石油的手法是典型的大美國模式：在股東的全力協助下，標準石油最後拆解成三十多家新公司，爾後美國大眾也一路看著洛克斐勒家族重振雄風。 為什麼這些反托拉斯的武器不適用於今日的超大型銀行呢？這些銀行的規模已大到足以憑一己之意左右立法和監管，而且還能在需要救援時享受納稅人的慷慨救助！ 答案是：現今這些超大型銀行濫用權力的方式與《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起草者（或者說百年前的立法者）所設想的情形截然不同。銀行並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壟斷定價能力，而且，就全國層面而言，它們的市場占有率還不夠高，尚不足以在非金融部門觸發反托拉斯訴訟。 反托拉斯回來了 終結銀行大到不能倒的謬象 一九三○年代的銀行業改革有效的訂定銀行規模上限，而一九九四年的《里格－尼爾州際銀行與分行效率法（Riegle-Neal Act）》也強力主張維持這些限制，但隨著過去十五年來政府大規模去監管化，這些努力均付諸流水了。 幸好，現在新的反托拉斯辦法終於以《坎喬斯基修正案（Kanjorski Amendment）》的形式捲土重來，其具體條文已經納入《陶德∕法蘭克金融改革法案》。只要後者成為正式法律，聯邦監管者身負限制超大銀行規模的權力和責任，就能在它們對金融穩定性構成「死亡威脅」時酌情著手拆分。 這不僅是理論上存在的可能性，這一類風險在二○○八年後半段至二○○九年間已經一覽無遺。當然，監管者是否當真採取這些措施仍不得而知，但是，正如該條款的主要推動者眾議員坎喬斯基（Paul Kanjorski）所言：「最近十年來的重大教訓是，金融監管者必須行使手中權力，不要顧忌會侵害什麼產業利益。」 坎喬斯基認為這樣做並不會帶來什麼嚴重後果。他很可能所言甚是。「如果一位監管者就行使這麼一次這些特別權力（分拆「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他說，「就能傳遞一個強烈的資訊，」足以「確實永久改變金融服務企業的行為。」 誰願挑起這根大棒？ 前總統羅斯福做了最佳示範 監管者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但他們採取實際行動時，需要最高層領導者指點政治動向，才能獲得具體進展。當然，羅斯福喜歡「胡蘿蔔加大棒（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雙管齊下的做法，現在《坎喬斯基修正案》正是這根大棒，問題是，誰願意挑起這根大棒？（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